[编者按]：实在想象不出一个农民竟有这样的辉煌：率领全村种菜，现在年人均纯收入达７８００元，带动当地种植大棚蔬菜３５万亩；指导过１１个省市自治区的蔬菜生产，一年有２００多天在外指导、交流经验；每年慕名前来求教的人达１０万多人次……这个农民就是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

    王乐义同志的事迹感人至深、发人深思，他的贡献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他作为人们学习的典型，突出地表现在他忠实的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最新的科学阐述和理论概括，又应是全党的实践和行动。当前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就要在理论上学懂弄通，又要像王乐义同志那样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经过这２０多年的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民正从温饱走上小康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成了老黄历了，新型的农民是依靠科技致富的农民。农民要走科技路，干部更要开动脑筋、帮农民走上科技致富路。如何当好群众致富的“领头雁”，把农业这篇大文章做大做活是任何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思索的大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王乐义，目的就是要争做明日“王乐义”、培养更多的“王乐义”，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富裕。三元朱村富了，用王乐义的话说就是：村里不只是一个王乐义，而是生活着一群“王乐义”。

    人物简介：

    王乐义，1941年生于三元朱村一个贫寒之家，1965年入党，现任寿光市孙集镇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寿光市政协常委、寿光蔬菜协会理事长。

    1989年，他带领村民率先在寿光试验成功了日光温室蔬菜种植生产技术，并引发了寿光乃至全国的蔬菜“白色”革命 。十年来，他多次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新疆、吉林、山西等地讲课；派出1000多人次到二十多个省市实地指导蔬菜生产；引进、试验新技术、新品种十多个种类，为广大农民开创了一条致富路；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连续十九年被评为县市省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被评为潍坊市劳动模范、山东省劳动模范；1992年获中国改革勋章；1993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1994年被评为潍坊市技术拔尖人才，并获山东星火奖；1995年被国家六部委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1996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拔尖人才、山东省首届农民科技明星并荣获寿光人民勋章；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1998年被评为首批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2002年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当干部 就要想着让群众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1941年出生。家里兄弟姐妹７人，我排行老二，从小家里穷，上学不多，文化不高。年轻的时候，下关东当过伐木工，1962年回家，乡亲们推选我当了生产小队长，后来又当大队长，1978年９月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个时候，三元朱村很穷，全村一年的收入还不到现在两三户的收入。虽然寿光已经有了盖塑料薄膜的蔬菜大棚，但是那些棚温度太低，一入冬就生炉子，种一季菜要烧上五、六吨煤，出了正月蔬菜才上市，生产成本高，收益不大。那时我就经常寻思，寿光种菜园子的多，得靠着种菜让乡亲们多抓弄几个钱儿。
    1988年腊月二十八，我的堂弟王新民提着２斤顶花带刺的黄瓜来看我。新民常年在外贩菜，门路广，但寒冬腊月哪有这么水灵的黄瓜？我问新民哪儿弄来的，他说，就在大连市场上买来的，辽宁当地产的。辽宁那样天寒地冻的地方，腊月里能产出黄瓜来，肯定有些绝招。当时我很兴奋，催着新民返回关东，赶快弄清楚黄瓜是哪里产的。过了几天，新民回来了。他告诉我，黄瓜的产地是辽宁省瓦房店市的一个山村，也是大棚里产的，但人家冬季不用烧煤。新民还说了句，去那里买菜可以，他们不教技术。　
    不教技术，我们去看看也行，多去几个人，一人看一点儿，回来凑凑情况。就这么着，春节刚过，我和村里的７名党员骨干、种菜把式到了那个小山村，找到了掌握技术的韩永山。那天，我一说想法，韩永山没同意，他说：“这是我们三个人搞的试验，我们订了同盟，谁也不外传，我姐夫来学我都不教他。”当时想，来了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来，我就好言好语地“磨”他：“小兄弟，这么远，俺来趟不容易，你不教俺，让俺看看长得啥样也行，算没白来……”

    他怎么也不答应，我们就不走，好说歹说，最后总算让我们进了棚，我边看边掏他的话。

    我看墙很厚，就问他：“墙很厚？”

    韩永山说：“后面靠山，两边的墙有几米厚。”几米厚！哎呀，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的墙太薄了，怪不得大棚不保温。　

    我又问他：“这黄瓜蔓子怎么这么粗？”

    “这是嫁接的。”

    说到这里，人家就啥也不说了。但是，这趟关东之行至少学到两点：大棚墙体要厚才能保温，耐寒关键在嫁接。

    半个月后，我与12名党员干部提着土特产，又去了瓦房店。见了我们，韩永山打了个愣：“又是你们。还来干啥？”同去的伙计们这次才介绍我是村支书，韩永山听了很受感动。东北汉子爽快，他说：“老哥，真没见过你这样当书记的。单凭你为乡里乡亲办事的这股劲儿，我也要教给你！”

    从东北回来，我就琢磨着建棚这事儿。可群众一听说要建不烧煤的大棚，说啥也不相信，寒冬腊月烧煤都产不出黄瓜，不生炉子光晒太阳能晒出来？没人相信。

    麦收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开党员干部会。我对他们说:“咱们都是党员，党员干部是干啥的？带头的！全村老少不都指望咱们吗？这个风险咱不担谁担？如果担点儿风险都不肯，还说什么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要试验成功了，咱三元朱可就办成了一件大事！”当时党员干部也有想不通的，会开了几次就是形不成一致意见。后来支部形成了决议：除去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建大棚。不执行决议的，党员开除党籍，干部撤职。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清楚，我一个村支部书记，怎么能开除人家的党籍、撤销人家的职务呢？但在那样关键的时刻，必须这样严肃地提出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当时的团支书徐少华的母亲找上了门，她是俺一个表姐。

    她进门就说：“俺少华不种大棚行不行？”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来气，就说：“你不搞，行。少华不搞不行。”

    “不搞有什么罪过？”

    “不搞不能当党员，也不能当干部。少华有文化又能干，能出把手。这么点儿风险都不肯担，他怎么能在大队里呆？”

    我刚说完，少华的母亲气呼呼地扭头就走。俺家属对我说：“以后你怎么进她家的门？”我想得很明白，就说：“不能去就先不去了。”这门出去那门进来，反反复复地做工作，最后全村定下了17个大棚。

    我们这个地方不同于东北山区，人家的做法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经过反复研究推敲，我们对蔬菜大棚进行了五项改革。第一是根据本地气候条件，把墙体加厚到１米多，这样，即使受冻层是七十厘米，也还有三四十厘米的保护层；二是模仿老花镜的原理，试着把两个山墙一溜斜坡改为中间起高，增大了采光面，大棚的坡度也由25度增加到45度，增加热量储存；三是采用了无滴膜，透光度由45%提高到90%。为了减少遮光，把支撑薄膜的竹竿换成了铁丝；四是从韩永山那儿学到的黑籽南瓜嫁接技术，嫁

    接后的黄瓜耐低温，而且生产期特别长，抗根腐病能力强；五是大棚方位的改造，把方位定为朝南偏西５度。

    那时候，我们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开碰头会，讨论建棚遇到的问题，几乎每晚都到半夜。一次大家讨论小竹竿架黄瓜遮光时，一家人都难住了，一个棚的竹竿并排起来，遮荫有17米长，大家商量了几次都没好办法解决。晚上我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反反复复地寻思，忽然来了灵感：塑料包装皮透光不遮荫，可以扯起来架黄瓜！我腾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披起衣服就往外走，俺家属说我：“种棚种疯了，这么晚了还出去。”我话也顾不上说，急乎乎地跑出去，叫醒种棚户，说了我的想法。大家觉得这是个门道，最后干脆跑到棚里试验。这个办法真灵验，用塑料包装皮不仅不遮荫，还省钱，一分钱的塑料包装皮能架两棵黄瓜，而一毛二分钱一根的竹竿只能架一棵黄瓜。

    1989年12月24日，俺村的第一批越冬黄瓜上市了，开秤每公斤20元，卖到春节后还不落价。村头上，每天来买黄瓜的汽车排成一长溜儿。那些日子村子里像过节，天天喜气洋洋。

    大棚户们在春节前就把贷款还上了，17个大棚平均纯收入两万七。那年徐少华的大棚收入最高，卖到了３万多元。少华他娘见了我还不好意思，说：“二兄弟，俺没想到种棚能赚这么多钱！”这一年，村里一下子就冒出17个“双万元户”。

    老百姓最讲究实惠。看到别人把钱揣进包里，没建棚的人家都后悔，也都抢着建大棚。第二年，全村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下子发展到144个，户均一亩多。眼下，我们三元朱村共建起大棚492亩，基本达到一户一个“绿色银行”。

    在发展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同时，我们又琢磨着在调整产品结构、搞好科技创新上作文章，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让三元朱继续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水平，占领蔬菜技术“制高点”。

    1990年腊月廿三，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三元朱时嘱咐我：“你们靠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要在这个基础上，向无公害蔬菜发展。”

    啥是无公害蔬菜？怎么搞？我心里没底儿。但我清楚副总理交待的是一个发展方向。过了年，正月初九我就出门了。先赶到济南，找到省蔬菜研究所，那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人家介绍我去了西安蔬菜研究所，可他们刚搞试验，还不成熟，就又向我提供了信息：北京农科院的王宪彬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接着又跑到北京，找到了这位老专家。看到我一个普通农民，天南地北地追着无公害蔬菜项目跑，他很受感动，说：“我这个项目已经试验成功了，还没得到推广，你这个农民有眼光呀……”

    王宪彬教授很热心，在他的帮助下，1992年无公害蔬菜首次在我们村开发成功。今年，我们与新疆德农集团合作，成立了山东德农三元绿色农业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000亩。7月份，公司以我的名字注册了“乐义牌”蔬菜商标。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17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挂钩，长期聘请39名专家教授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帮助我们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实验开发，不断提高大棚的科技含量。我和大家一起先后实验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护墙、电动卷帘、钢架支撑、微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我们还派人到日本、荷兰学习蔬菜种植管理新技术，先后引进国内外26类150多个名优新品种，实验推广20多项新技术。1997年，三元朱与香港汇众公司联合成立了“鲁光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蔬菜生产和加工。1998年与哈慈集团合作，投资1000万元搞起了大棚保健菜试验开发，生产的SOD西红柿、SOD草莓、中华寿桃等保健蔬菜、水果，已进入了许多大中城市的超级市场。

    三元朱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247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00元，银行存款1000多万元。现在我们村正在向楼房村发展，已规划建设小洋楼22口。

    是党员 就要考虑最广大群众的利益 把眼光放长远

    1989年底，村里刚摘完第一茬黄瓜，有人就来找我：“乐义啊，你受了这么大的累，是为了让咱老少爷们挣钱。这技术咱得先封锁它三年，等咱村里‘发’起来再说。”

    没过几天，县委书记王伯祥来了，他说：“你当村支书为三元朱负责，我当县委书记，要为全县人民着想。把你们的技术贡献出来，在全县推广，怎么样？”

    王书记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我意识到：一个村富了不算富，老百姓都富了才算富。现在全国的城乡居民吃菜难，全国的农民兄弟不富裕。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要响应党的号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于是，我拿定主意：一定要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让农民朋友都富起来。

    说来也巧，1990年大年初四，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到了三元朱，冒着雪，兴致勃勃地看了刚刚试种成功的蔬菜大棚。走时他对我说：“你们要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解决各地区吃菜难的问题……”

    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更加增强了我推广大棚种植技术的信心和决心。

    就是这一年，县里组建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组，决定在全县发展大棚，让我当总指挥。整整一年时间，我都扑在推广大棚技术上。培训班是县上办了乡镇办，乡镇讲完再去村里。同时也到各个乡镇的示范棚里手把手地教，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现场解决。县里为我配了一部吉普车，一年跑了４万多公里。有时，我一天就跑十几个乡镇，三、四十个村，经常到家累得双腿拖不动，趴在炕上起不来。

    那一年，全县发展的5130个大棚全部获得成功。到目前，寿光市冬暖式蔬菜大棚已发展到30万个。冬暖式大棚在寿光试验成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李瑞环、尉健行、温家宝、田纪云等领导先后视察三元朱，对这一技术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宣传，知道三元朱、知道冬暖式蔬菜大棚的人越来越多，天南海北来参观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有个统计数字，从1990年到2000年，三元朱村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达90多万人次。凡是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我都是毫无保留地把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

    外地的领导来三元朱参观以后，很多人提出派技术员到他们那里去，帮助发展蔬菜大棚。于是，从1990年７月开始，村里的技术员出去了一批又一批，有100多名技术员常年在外地。其他乡镇、村的许多技术员也被聘请到外地进行技术指导，多的年份全市有7000多人，遍布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县市区，有70多人被聘为科技副乡镇长，还有２人被聘为科技副县长。

    1995年５月，延安地区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到三元朱来考察，当时他们对我说：“王书记啊，延安要有你们这个样子就好了！你能不能派人到我们那里去帮着搞大棚？”

    我一口答应下来：“行！延安是革命圣地，我们日子好了不能忘了老区人民……”

    1995年７月，我到了延安。按照日程安排，第二天就要为全地区一千多名党员干部、技术骨干讲课。可刚到那里，就发高烧39度半，吊瓶从晚上10点半一直挂到凌晨１点半。当地的同志担心我吃不消，征求我的意见。我想：一千多人翻山越岭都来了，不讲怎么行？我态度很坚决：“一定要讲，不能耽误那么多人的时间。”

    第二天，看着早饭，我实在没胃口，吃上一把药片，就进了会场。从９点开始讲，一直讲到下午１点半，讲了四个多小时。我讲完了，人家哗哗地鼓掌，热情很高。我想站起来说句道谢话，但说啥也站不起来。

    从延安回来后，根据他们的要求，我又派党支部委员、技术能手王佃军，带上价值近6000元的黄瓜、西红柿、韭菜、大葱种子和农膜等大棚材料去了延安。后来，村里又不断往那里增派技术员，他们需要的新技术、新品种也及时送过去。几年来，延安地区的大棚蔬菜发展迅速，现在仅甘泉县就有大棚蔬菜２万多亩。

    新疆是我这些年来去的最多的地方。1993年６月，当时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来到俺村，宋书记跟着乐泉喊我二哥，他说：“二哥呀，新疆的群众一年有８个月吃不上新鲜菜，我们想请您帮着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一要求，我觉得义不容辞。宋汉良书记走后，我稍作准备，就带上６名技术员进了疆。先到哈密，我与技术员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后，详细研究了建造大棚和对大棚菜管理的具体措施，并留下两名技术员。我又去了乌鲁木齐，在那里也留下了两名技术员。后来又到了伊犁、昌吉州……我边走边讲，给农民讲解大棚技术、大棚经济效益，对当地领导讲组建市场，为菜农服务。

    1994年，我又带着42名技术员再到新疆。这年，从南疆的和田、阿克苏、塔什到中疆北疆的哈密、伊犁、昌吉州及农一师、农二师、农四师等六七个农垦师，都发展起了冬暖式蔬菜大棚。两三年的时间，新疆结束了一年８个月吃菜靠外地供应的历史。 1993年以来，我每年都要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新疆。我三弟王乐泉，在新疆10年了，我9次进疆，我们兄弟俩只在一起吃过两顿饭，其中一次吃到一半就各忙各的去了。今年5月份，新疆自治区农业厅邀请我去指导新疆园艺生产，在新疆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共跑了11个地州，行程一万三千多公里。

    1999年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成了全国人民都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西部去得比较多，为西部省份培训的技术员也比较多
，仅到新疆就不下三、四次，增派到新疆的技术员也有几十人。这也是为西部大开发做出了一点贡献吧。

    是党员干部 还必须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甘愿吃亏

    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我就经常琢磨着如何实践它，通过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我的理解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村干部，实践好“三个代表”，必须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让大多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978年，也就是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年，我查出得了直肠癌，５月份在济南做了肛门改道手术，又化疗了五个月。回来后，正赶上支部改选，当时公社的领导三番五次来做我的工作，说啥也要让我当支部书记。我那个时候情绪很低沉，做了手术后，腰里挂上了个粪便袋，身体又虚弱，像个半拉子人，自己就觉得站不到人脸前里。可领导对我的期望很高，党员群众也很信任我，一致推选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当着公社领导和村里党员干部的面，我表了个态，我说：“既然大家这么信得着我，我就干，我干就像个干的。能活一年就干一年，能活10年就干10年！”

    这些年，我拖着个病身子，跟大伙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出去学习，回来钻研，外出推广，除本省外，我还到了山西、陕西、江苏、河南、湖南、河北、吉林、新疆等11个省市自治区，少说也跑了几十万公里路。我去的地方往往都是些自然条件与我们省差别大、搞冬暖式蔬菜大棚难度大的地方。尽管是吃了些苦，受了些累，但每当外出看到大片大片的蔬菜大棚时，我顿时忘记了疲劳，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近几年来，到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人多了，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我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凡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我只要在村里，一定出面接待。我接待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接待了14批3000多人，来自６个省。有时我就恨自己的身体不作主，整天进出大棚，内外温差很大，经常感冒。起先吃吃药就行，后来一感冒就发高烧，非打吊瓶不可。见我身体不好，伙计们给我出主意：搞个录像，把要讲的问题都录进去，省得你一遍遍地讲。录像做了，不过每次参观的人看完录像后总觉得不满足，我就再到现场讲讲。我总觉得，这么多人跑老远来学习，心情都很急切，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给他们个圆满的答复，吃点苦受点累不算啥。 1991年正月十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派团来三元朱参观，要求我介绍情况。那几天，我感冒发烧很厉害，当时，老母亲有些害怕，寻思着我是犯了病，说啥也不让我去。我想，这是个大事啊，领导安排了，不管怎么着，我得去。到了会议参观那天，打完吊针，我就穿上棉袄，裹上大衣，怀里揣着热水袋，躺在大棚头上的小屋子里等。半个小时汇报讲解完，是别人把我从棚里架出来的。 1992年4月，四川省峨眉山市平安乡平安一村一个小伙子来到三元朱，他说是从《山东科技报》上看到报道后来的。小伙子挺不容易，自己借钱来的，路费花了400多元。他对我说：“我没多少钱，可很想多学点东西，能让我住下吗？”看小伙子心诚，我就让他在自己家里吃饭，在我办公室里住，安排他到大棚里学技术。我在家时，就跟他讲讲技术上的事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小伙子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一天，他又找到我：“王书记，我想回去。”

    　我问他：“学会了？” “会了。我想买点种子、农膜、农药带回去，可没钱。”

    “没关系，我给你付上。回去的路费还有吗？”

    “如果付了饭钱，就不够了。”

    “吃饭不要钱。”

    我拿钱给他买上400多元的种子、薄膜、农药，把他送到火车上。

    过了半月，四川省一位副省长来三元朱参观后，感慨地说：“你们这里群众的科技意识强，我们那里不行。”    我一听，心想不对，就说：“你们四川人肯学习，有个小伙子让我很感动……”我把情况一说，这位副省长很激动，叫人记下这位小伙子的姓名、住址，随后就安排：“回去后，要支持他把大棚搞起来，在我们那里发挥示范作用。”在当地领导的关心下，那位小伙子建起了大棚，搞得很成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除了南来北往的人，还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我这里，每月都有上百封，有人要学技术，有人讨材料，有人买种子……复信、寄资料有时会觉得很累，但每封信都装着人家的一个希望，所以我把每封来信都编上号，认真给人家答复，要书给书，要资料寄资料。

    有人说，乐义你很廉洁，我说，我只是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办事儿，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行得正，坐得端，才能在群众中有威信。

    1979年３月，公社给我一个招工指标，说让16岁的大闺女出去当工人，减轻一下我的负担。那时一个招工指标，比现在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还值钱。可后来，我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闺女不愿意了，跑到城里找她三叔乐泉，乐泉说：“你还小，人家更需要这个指标，你爷做得对。”孩子回来，她奶奶说了她几句，闺女不懂事，喝了农药，没治过来……家属不理解，乡里乡亲们也掉了泪，都埋怨我太死心眼儿。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疼自己的儿女，但我知道，我没做错……

    1991年，县委研究认为我为全县推广蔬菜大棚技术立了功，决定奖励我2万元钱，让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同志给我送来，我说：“是党员干部就得为群众办点事儿，拿了钱我没法交待。”送钱的同志跟我商量：“要不就拿1万元钱吧，你这么辛苦，奖金不要，我们不忍心。”就这样，县委领导派人给我送了三趟，每趟都是原封不动地拿回去。

    1996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我领了１万元的“如心农业奖励金”。拿到钱，我从北京买了3800多元的新种子。回来后，我又组织村里的农民去天津学习无土栽培芽菜技术。交上学费，买了材料、种子，又请了技术员，１万元奖金就没了。俺家属问我：“去北京领了什么回来？”

    我说：“领了钱，又花了。”

    龚如心女士是香港一家大财团的老板，专门设立了“如心农业奖励金”，每年都拿出100万元钱，奖励那些为中国农业做出贡献的农民。现在因为农业给我发了奖金，我又把奖金用在了农业上，算是对龚如心女士有了个交待。

    1996年教师节，我自己掏出2000元钱为联办小学11位教师买了礼物；1998年抗洪救灾我捐了2000元；1999年镇办中学扩建我捐了2000元；对困难户和孤寡老人，我还时常送些钱物……有时，村里做实验，用村委的钱怕群众提出意见，我就用自己的钱，反正我的钱用了就用了，我自己没意见别人就没意见，花着心里踏实。

    这些年来，我干这些事情,只是想到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责任，没想到现在会获得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90年我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92年被国家体改委授予“中国改革功勋奖章”，93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96年被评为“山东省农民科技明星”，也是这一年，我被寿光市人大常委会授予“寿光人民勋章”。去年，我又被潍坊市人大常委会授予“潍坊人民勋章”。1998年，我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拔尖人才”，山东只有两个农民获此称号，一个是莱州的李登海，另一个就是我。这一年我还被授予“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称号。1997年，被推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200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到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顾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简单地说，也就是学好科技，让更多的农民群众收入不断增加，日子越过越富裕。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培养，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新华网山东频道 记者 丁锡国)

    中国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王乐义

    他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被称为“中国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他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当代中国农村风云人物；但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一个农民。”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个既普通又充满魅力的中国农民——

    春日的阳光透过窗口，温暖地洒落屋内。王乐义习惯地掏出烟点上，黝黑的脸庞顿时蒙上一团朦胧的青雾。3月19日上午，记者在寿光市三元朱村又一次见到这位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创始人，一如往日的亲切油然而生。他还是满脸的谦和与朴实，“我一个农民，有什么值得大家关心的。”不过，他还是耐心地和我们聊起来……点点滴滴，一个生活中的“本色”王乐义清晰起来。

    菜王亲情

    家常从家事拉起，王乐义拉得最多的是他的母亲。“父亲去世早，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有时晚上一闭上眼，便是母亲辛苦拉扯俺兄弟姊妹的身影。今天社会给了俺这么多荣誉，多亏了母亲对俺的养育啊！”

    村里人都说王乐义是个少见的大孝子，母亲晚年就愿意跟乐义住在一起。到王乐义家串门的乡亲们，时常见到他娘俩拉呱，乐义总是笑吟吟的，说的话，总能让老母亲开心。可乐义知道，哪个儿女她都想。于是，他把兄弟姊妹的电话号码写得核桃一样大小，放在老人的床头，老人想与哪个孩子说话，自己靠在床上就可以打电话。有时，乐义也劝母亲到其他兄弟姊妹家走一走。他说：不是俺管不起你，你不到他们家里走走，影响俺兄弟姊妹的感情哩！甭管母亲在谁家，王乐义都会三天两头打电话问候，特别是老母亲过生日，再忙再累，他也要赶过去。

    1996年，老人在女儿家过生日。算计着天数乐义该过来了，打电话一问，他正在聊城巡回讲课呢！当时还有两个县没去，考虑再三，乐义对人家说：“明天是我老母亲生日，今天我务必得赶回去，剩下的两个县，我一定找时间补上。”就这样，他当天晚上七点多赶回寿光，买了生日礼物，叫上老伴匆匆去了母亲那里。

    1998年，母亲病重，白天，由乐义的老伴陪伴着老人；晚上，忙了一天的乐义就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床前，一夜不敢合眼，直到老人去世。老伴心疼他，半夜里爬起来换他，他说：“你能替换我干活，替不了我尽孝啊……”母亲走时82岁，也算长寿了，但他至今谈起，总对母亲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乐义常说他有“两宝”：一是有个好母亲，二是有个好媳妇。说起妻子，乐义也是怀着深深的愧疚。“过了门就跟着我吃苦受累，侍候老的，拉扯小的。这些年我的精力都在村里，家里的事就顾不上了，她从没半句埋怨话。”乐义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家里、地里的活就全压在老伴身上，没白没黑地干。有一年通宵浇地，她腿上冻出了毛病，至今还隐隐作痛。

    对自己的儿女，乐义却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他时常叮嘱孩子们：“你们是庄户人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没什么两样。”有一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村里的人一直没有忘记，乐义也一直埋在心底，很少提及。

    上世纪70年代末，县里分到公社一批招工指标，考虑到王乐义带病为大伙操劳，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公社书记就把一个招工指标“戴帽儿”下给了他的大女儿王月荣。王乐义没有接受，把指标让给了别人。女儿想不通喝了农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乡亲们面前，王乐义忍着泪说：“孩子小，不懂事。”夜里跑到女儿坟前泣不成声：“谁家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可咱不能做让人戳脊梁骨的事……"

    邻家大叔

    生活中的王乐义朴实随和，布满深刻皱纹的脸上总带着诚意的微笑，给人以“邻家大叔”的感觉。

    乐义辈分低，走在村里，甭管是遇见20来岁的小伙子，还是30多岁的小媳妇，乐义依然是“小叔”、“婶子”亲亲热热地叫，有时叫得别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乐义便一本正经地说：“别看我是60多岁的人了，可论辈份你们都是长辈啊！”乡亲们自然也是“二哥”、“乐义”地喊。在老少爷们眼里，他一直就是那个本分厚道、热心如常的王乐义。

    三元朱村和别的村一样，安着几个大喇叭，平时下个通知、找个人、讲个话什么的。乡亲们说：乐义一年总有几次在喇叭上“理论理论”孝敬老人的事，他嗓子不高，慢言慢语，也不提名叫姓的，村里老的少的都愿意听。老人们听着，心里恣格悠的：“听人家乐义说的这理儿，比咱自己说都好。”

    如今，老人们很知足：“有乐义干支书，我们一年一年活不够！”只要是过年过节，乐义都会看望老人们。以前是买点生活用品，可乐义看到这些东西老人们舍不得用，就改成直接给他们送钱。村里有个86岁的老人，乐义有了新鲜的水果、鱼肉，就时不时地送点过去；村民王万吉的老娘常年有病，家庭生活困难，每逢年节，王乐义都是过去看看，自己拿出钱让他们渡过难关。

    王乐义是个大忙人，坐下聊一会儿天，就会被七八个电话打断，被数拨客人“搅局”。每当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他总是歉意地笑笑，看不出他半点烦躁与敷衍，丝毫不给人丁点的尴尬与难堪。

    1996年4月，云南省怡梁县蓬莱乡段云华、段云良姐弟俩来找王乐义。段云华哭诉了一路的艰辛：下岗了，想学大棚技术，到了好几个地方，人家都嫌麻烦不肯收，最后经人指点来找您。乐义和蔼地说：“放心吧，你们到这就是到家了。”

    乐义找来了村里技术最好的老师手把手地教，还特地为他们选择了易掌握、见效快的大棚豆瓣技术。姐弟俩一住就是两个月。他们走后，乐义又寄去了250斤豆种。不久，段云华来电话报喜，不到俩月就挣了7000多元。他们还说：“我们在三元朱村不仅学会了技术，更学会了做人。”

    除了南来北往的人，还有大量的信件寄给王乐义，一个月就有上百封。有人要学技术，有人讨材料，有人买种子，他总是把每封信都编上号，不厌其烦地复信、赠书、寄资料。这些年，到底资助过多少人，送书、送资料等搭上多少钱，王乐义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记者本人也被王乐义点拨帮助过。2000年，报社党委派我采访西部大开发，当时有个要求就是到哪个省必须先采访到一把手。计划中，把新疆作为西部采访的第一站，但怎么与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取得联系，却是苦无门路。时任寿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焕新先生提醒我：“我带你去找乐义，他肯定有办法。”结果还真找对了人。王乐义不但热心提供了乐泉书记跟班秘书的手机号码，还亲自打电话作了交代，并给了我一张新疆朋友“联络图”。当时考虑给乐泉书记捎点什么见面礼物，乐义说：“别的甭拿，就带点咱寿光自己腌的辣疙瘩咸菜，乐泉打小爱吃这一口。”到了新疆，王乐泉果然高兴地收下了我捎去的六个辣疙瘩咸菜，不仅热情接受了采访，还偕夫人亲自陪我们吃饭，并亲笔写了便条：“请各地市州热情接待，密切配合。”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在新疆的采访工作，而且在西部其他省区，其他的省委书记也仿效乐泉书记，给我们写了支持采访的便条。至今想起这段往事，依旧感念乐义最初的无私引见。

    西部情结

    这些年来，王乐义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的十几个省市区，但他跑得最远的是新疆，去得最多的也是新疆。

    说起最初的新疆行，王乐义至今还是满脸的感慨：“没去过大西北不知道那里的艰苦，风大沙多水又缺，栽棵小苗着实不容易。我这辈子能为那片土地上留下点什么，也就心满意足了。”从1993年在新疆建起第一个大棚开始，王乐义每年都要去一次，数不清的民族兄弟在王乐义的帮助下富裕起来。原本好客的他们富了更是不忘乐义的恩情。每次乐义去新疆，老乡们总想请他到家里吃一顿手抓羊肉，尝尝他们有滋有味的拉条子。一次，盛情难却，王乐义去了一个维族老乡家。刚坐定，主人就牵出一只羊。一刀子戳进去，羊立时卧在地上不动了。王乐义哪见过这种礼节，他为主人的破费感到浑身不安。席间，主人越是热情有加，他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

    从此，再有老乡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为了表达对王乐义的真诚谢意，2004年菜博会期间，“高空王子”阿迪力率新疆杂技团在寿光演出时，专程赶到“绿色源头”三元朱举行了精彩的演出，阿迪力动情地说：“我们是谢恩来了！”乐义和乡亲们在家门口接受了这一“最高礼遇”。

    王乐义踏上新疆的土地，最怕人家拿他当“王乐泉的哥哥”看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兄长，他非常清楚，自己稍不注意，别人就会给予特殊照顾。所以，每次到乌鲁木齐，王乐义总不多做停留，有时干脆绕开乌市，直奔其他地方。即便“秘密”到了乌市，兄弟俩也难得碰面。有一回，约好在家一聚，王乐义按时去了，好不容易把王乐泉等回家，一杯接风酒刚干，电话响了，说有重要客商即将抵达机场，问王乐泉是否去接。王乐义理解弟弟：“老三，你去吧，咱有空再聊。”这些年，王乐义先后13次进疆，哥俩只在一块吃过两顿饭。

    1997年，他们俩共同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兄弟二人在北京见了面，王乐泉有些激动：“二哥，我没想到咱哥俩今生能在人民大会堂相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笑眼里蒙起喜悦的水雾。

    品牌观点

    “品牌如人品，必须实实在在！”对“乐义”蔬菜品牌，王乐义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以前很多人说我作为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创始人，名字就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可以用来发展品牌蔬菜，于是2001年7月我们就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乐义’蔬菜。”有了自己的品牌，乐义没有忙着跑市场，而是埋头抓起质量。“当年春节前，就有700万箱的蔬菜订单，可我没敢接，只签了全部订单的1%，当时主要是怕砸了自己的牌子。"

    这几年，“乐义”品牌应用到了更多的领域，除了绿色蔬菜，还有复合肥、塑料薄膜等，合作单位多的给30%的股份，少的也不低于15%。专家们估算，仅这三大块，这个牌子的价值就过亿元。但王乐义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明确表态：“这个分红的钱我一分不拿，全部分给乡亲们！”

    村两委的伙计们不同意，他们说：“乐义受累最大，贡献最大，一分钱不拿说不过去。”王乐义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事大伙一块商量，这个事我说了就算，你们别管。为啥？这些年，是乡亲们培养了‘乐义’这个品牌，收益理应属于整个三元朱。”

    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后，乐义便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只要是会见客人或是到外地出发，他都是先把自己上下“拾掇”一番，虽不追求时尚，便必须整洁得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推介“乐义”品牌。

    2002年，乐义出席省第八次党代会，一位省领导风趣地说：“乐义同志，我看到用你的形象做的‘乐义’牌蔬菜广告了。你跟巩俐一样是大明星！”听到领导把自己跟当红明星联系到一起，王乐义反而显得不好意思，脸都涨红了。

    当选党的十六大代表后，王乐义特地订做了一身“仙霞”西服，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厚礼”：包装精美的新鲜蔬菜。回忆起这段往事，王乐义心里充满着自豪：“西服是我们寿光的服装厂生产的，蔬菜也是我们自己大棚里的，在开好会的同时也为家乡作点宣传，这也算是叫响品牌吧！”

    荣誉话题

    王乐义功劳大、名气大、荣誉多，又跟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见过面、谈过话，得到过他们的称赞和鼓励，可他一直很谦逊。

    1996年11月6日，寿光市将“寿光人民勋章”授予王乐义，这是全市自下而上一致推举的。那一天，王乐义手捧奖章落泪了：“我哪有什么功劳，不就是领着乡亲们种种菜吗？要不好好干，我对不起乡亲们呀……”

    在第四届国际蔬菜博览会上，王乐义佩戴贵宾胸花，与省市领导坐在一起。在台上主持节目的倪萍，操着山东方言冲台下喊：“发明大棚的是王乐义大叔吧，王大叔在吗？你把菜种得这么好，让别的地方都眼红，谢谢您了！”一番风趣的土话，逗得满场笑声，王乐义红着脸站起身向观众招手致意。

    一位熟悉王家情况的书法家曾写了这样一幅字：川流到海、义勇玉成、泉香质洁、书贵有用、田美物华、国富民荣。这里边含有他们兄妹七人的名字：王乐川、王乐义、王乐泉、王乐书、王乐田、王春花、王春荣。

    在“王氏兄妹”七人中，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地方的副处级，除他一人在家当农民，个顶个的是爱岗敬业的国家干部，有些老上级老领导曾不止一次地要为他转干吃国家粮，他都推了回去：“这些事我没多想，我觉得还是在农村干对社会的贡献大一些。”

    2004年10月，第四届全国“村长”论坛在寿光召开，300多名“腕级村官”齐聚寿光。会上，举行了王乐义个性化邮票首发式，他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村官。但他在跟吴仁宝、郭凤莲等众多村官交流后有了新的想法：“人家很多村的年收入都过亿元，集体存款过两亿，户均存款超百万，什么时候我们村集体收入也过了亿，户均存款也过了百万，那才算是真正的富了。”

    从去年开始筹划的国际农业培训中心，是王乐义最新的“绿色梦想”。“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出去是技术员，外国农民来了就是专家，今后我们要培养更多的中国农民专家！”谈起这些，乐义满脸向往。

    王乐义，就是这样一位既普通又充满魅力的农民。(《大众日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