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医疗服务，走在同样平坦干净的道路上，拥有相同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把政府公共财政比作阳光，现在到了让阳光普照城市和农村的时候了。
农民的期盼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农民的期盼，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急切。
北泉子一村，地处沂蒙山腹地，是莒南县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邻村的人看来，这个村庄却有着不寻常的地方：村里有宽敞的水泥大道，县城的长途公交车能从村里通过；每家每户都喝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村民都入了合作医疗，村民自己出7元，村集体出3元；村里热闹的地方，安上了城里才有的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村子里还有四个垃圾池，村民的垃圾都集中放置。
这是一个有着城市化公共产品雏形的村庄。不过，这里的大部分公共产品，都是农民自己掏的腰包。村支书李贤海告诉记者，村里的道路硬化了一半，已经花了36万元，除镇上补助了6万元，其余的由村民出。由于缺资金又不愿意让村集体背外债，李贤海说全村的路面硬化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还有那条中心街，原来规划16米宽，因为心疼钱，后改为12米。
同北泉子一村相比，同属莒南县的高家柳沟村算是幸运的。因为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记工识字班”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高家柳沟成了“名村”，争取上级各部门的资助比较容易。村支书沈德喜告诉记者，该村已争取上级支持共计370万元，村里建起了文化大院，有电脑室，有图书室，5万多元的健身器材是省体育局捐赠的。沈德喜说：“这些钱村里出不起，多亏各级部门帮忙。”
莒南县委书记陈相珍介绍说，这两个村在县里算是很好的。目前全县的村镇自来水普及率、道路硬化率分别达到57%和38%，759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通油路、客车、有线电视和远程教育网络，68%的村通了自来水。但是，作为一个欠发达县，莒南面临着同大部分县一样的难题：县财政基本上还是个吃饭财政，很难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
两个村的支书对此也有自己的困惑：一方面，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建设，但另一方面又怕花钱太多，农民们负担不起。前些年政府号召的一些事情，大都是“政府请客，农民拿钱”，许多村里背上了“饥荒”，一直让他们心有余悸。
专家的呼吁
“目前农村的公共产品严重缺失，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是一项紧迫任务。”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庆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
事实上，我国城乡发展上的差距，不单单是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产品服务上的不平等。秦庆武说，至今还有些村庄喝不上干净的水，一些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由于没有医疗保险，许多农民因病致贫返贫。建设新农村，应该从向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服务开始。
长期关注农村发展的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焕喜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分隔的二元制结构，城市虽然发展很快，但农村变化不大，“我们对农村欠账太多”。
秦庆武分析说，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培训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将大大加快农村的生产发展，并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也符合WTO关于农业规则条款中的“绿箱政策”。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对农村的“偏爱”，高焕喜认为，这实际上是“还账”，是把过去应该投入而没有投入、无力投入的资金补上。同时，这也是为了保障最基本的社会公民的起点公平。政府财政作为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应该更注重的是公平，而非效率。
专家指出，如果说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把公共资源过多投向“市场”和城市，是为了“效率”，由此导致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弱化和城乡之间的不公平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形成的今天，政府职能亟需向“社会公平”转型，退出市场领域，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
政府的责任
毫无疑问，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起新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重任。
记者注意到，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整体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稳定资金来源。这是亿万农民的福音。
公共产品的建设应有个轻重缓急，要先把农民最急需的道路、饮水、医疗、义务教育、低保等解决好。村支书沈德喜建议，最好能因地制宜，不一个模式，也不贪大求洋。有些东西在一个地方有用，可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会成为摆设。那些靠扶持树起的“样板”不一定有可学性，反而可能会形成农村新的差距和新的不平衡。
“这要求政府工作方式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省农业厅副厅长于风华说，“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权利和服务，政府有责任让农民也享受得到。”
既然是政府的工作，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就非常有必要。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基层政府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和政府自身社会福利，甚至能“搭便车”收费的一些公共产品，有着较高的供给热情。但是，对一些农村中的软公共产品，如农村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农民培训、文化设施建设、市场信息提供等等，则不愿努力或热情不足。这就容易造成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上的结构失衡。而好的机制可以制约政府官员“偏好”，让农民的需求得以充分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