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说，中日韩三国青少年的人生观差别很大。日本舆论担心本国青少年胸无大志，韩国舆论担心本国青少年贪图享受，而中国舆论担心的则是咱们的青少年表现出过度的“出人头地”、“追求宝贵”的倾向。
　　青年问题是永恒的社会问题。我怀疑这样的调查结果有“妖魔化”中国青少年的嫌疑。
　　前一段时间，新华社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上海一项４０００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１％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这一消息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大家纷纷表达自己的忧虑：都不愿意当工人怎么办？依我看，这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社会的分工既是个人或群体主动选择的过程，更是社会自然选择的过程。科学家、公务员、高级管理人员、白领等等，这些职业只属于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则一定会成为工人、农民或者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因此，好工人到啥时候都需要，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的下一代将和他们的父辈祖辈们一样，既要主动选择职业，更得接受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担心以后没有人愿意当工人，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倒是应该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仅有１％的人愿意做工人？
　　其实，愿不愿当工人，只是一个在具体的利益格局中的选择过程而已，而不是一个最终有没有人当工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最终一定会有人当工人，这从总体上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值得全社会探究的是人们不愿当工人的那些具体原因，而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调查结果，把不愿当工人的责任全都推到青少年身上。
　　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能成为一个工人是何等光荣和自豪的事情啊！至今那些和工人生活有关的歌曲仍然能唤起那一代人的美好回忆，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等。究其原因，从物质层面上说，并不是因为那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得到的多，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分配结构中，工人群体实际上处在稳定的中等水平，因而工人事实上是社会中等阶层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得到了尊重。此外，还有医疗等稳定的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这使得工人有了尊严感，有了主人翁意识。这告诉我们，要提高人们当工人的意愿，还得从改变某种利益格局开始，比如提高劳动的收益，增加资本的社会责任，加强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等。必须正视人们的选择动机，更要创造条件使当工人成为人们正常的自觉的选择，让更多的人成为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矫学柏在评价“劳动之星”评选活动时说：“青年技工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这不是送给工人的客气话，而是表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工人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好工人到啥时候都需要。因为连中学生都知道，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反过来说，如果工人这个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不活跃了，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青少年追求出人头地，并没有什么不好，这至少表示他们对社会的未来有着美好的预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这一代一定会脚踏实地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