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2006-08-31 10: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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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
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
——田家英
[田家英简介]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属鸡，四川省成都市人（祖籍双流县的永福乡）。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田家英的故事]
忠心赤胆为人民
６０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８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１９６１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３人，在３天之内组成３个调查组，每组７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１０到１５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１月２２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这两个组随即迅速行动，于１月２４日到达两个生产队。
调查组进村之前，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他非常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强调要耐心地教育他们，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接着又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经过一段工作，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五风”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鱼米之乡。解放后头几年，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２００公斤报到３００公斤、４００公斤、５００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９.５公斤。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一来，包产指标订到４８９．５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８公斤。１９６０年，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９００公斤、争取１２００公斤，而实际只收了１４５．５公斤。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１９６１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他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子里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近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２１．２７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对于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地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说而已。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经过１０天的调查研究，２月６日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３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不仅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这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开始到５月５日结束，历时整１００天。他在调查研究和制订“六十条”中所作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１９５８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充分肯定。田家英功不可没。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北京，田家英曾经在他家里，给我们展示他的藏砚，其中有一方端砚的铭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这铭文是他自己起草并请其他同志为他书写和刻石的。他还对我们解释说：“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子做人。”当时我们还不甚理解，现在回忆起来，这铭文正是他的自画像，是他心境的自白，写出他的是非分明，爱憎鲜明，高洁的品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刻画出他的骨气和风格。即使在３０年后的今天，他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气留在人间。
（林乎加 薛驹文 载《人民日报》1996.0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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