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5日，他到北京的第二天。不祥预感袭上卧床多年的孙悦贞心头。老伴外地出差，早晚都会电话报平安，然而，夜深了，电话铃声却始终没有响起……

　　一个终生为科学而执着的疲惫身躯，终究无法承受生命之重，因心脏病突发，将生命定格在为妻求诊的北京通州结核病医院挂号窗前。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激光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祖光。

　　“我感觉很累。”———这是马祖光75载生命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终于可以休息了，然而这一走，却是与妻子的生死两茫茫。

　　2004年7月15日，马祖光院士周年祭。

　　这天，他的弟子将我国首次获得的“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献给他们可敬可爱的先生。

　　这是一束世界上极为美丽的激光。这也是一束马祖光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又没能看到的激光。

　　“科学的光芒是美丽的”。马祖光用绚丽多彩的人生实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生命之光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喘上一口气。”马祖光患有心衰，半夜犯病，每每喘不过气时，他常对老伴这样说。在科学求索的生命链条上，在与死神赛跑的抗争中，他紧张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对于马祖光，幸福的感觉很简单———舒坦地“喘上一口气”。从上世纪60年代他就患有心脏病，半夜一犯病，躺着呼吸困难，不得不坐起，缓解不适，憋闷的感觉就像辣椒面在胸口搅和。可是，在工作和事业中，他却不愿偷闲“喘喘气”。

　　1971年，文革阴霾依旧笼罩着中国。马祖光刚出牛棚，便扑向书海，决心挽回损失的时间，大干一场。先后创建了物理、核物理专业的他又捕捉到国际科技前沿———激光。

　　当时，激光对全系老师还是完全陌生的领域。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祖光，争分夺秒抽时间去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在那个年代，敢于读书便是逆潮而动，需舍得一身剐的胆量。

　　还没摘下“牛鬼蛇神”的帽子，马祖光便又像一头拓荒牛在“激光”的田野里忘我开垦。

　　每天微曦初露，马老师就早早出发，7点半候在图书馆前。开馆后，他争分夺秒查阅，如饥似渴摘抄外文资料。一块干面包，一杯白开水，一坐就是一整天。

　　图书馆回来，晚上还要翻译、整理材料，第二天跟其它老师讲解讨论。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马祖光摘抄了几十本厚厚的资料，也暗暗地为哈工大、为国家积聚了一支激光“预备役”队伍。

　　资料有了，可还没有资金、设备，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

　　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他领着年轻老师开始“硬干”：该专业的第一台没有示波器管的示波器，是从废旧物资“拣破烂”拣回来的；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

　　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马老师和同事推着手推车从废品收购站“淘”回蒸馏水玻璃瓶。那是在郊区，回来路上，大家争着“驾辕”，43岁的马祖光一马当先，头发淌着汗水和雪水，浑身冒着热气，脸上却喜滋滋的，拉着满车“宝贝”前行。

　　王雨三教授回忆当年创业情景，十分后悔，因为不知道马老师那时就患有心脏病，还傻乎乎开玩笑：“真是‘老马识途’啊！”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马朝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拉起了整个专业学科发展的大车，虽然自己和妻子的病患如影随形地纠缠着。

　　建设一个学科，至少需要50年，马祖光这样认为，也努力实践着。他拖着病躯，筚路蓝缕，带领着一支一穷二白的队伍披荆斩棘。

　　30年过去了，哈工大光电学系已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1994年—1996年，建立了可调谐（气体）激光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999年，获准“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设点单位；

　　———2000年，建成“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1年，物理电子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马祖光被评为中科院院士；

　　目前，这支队伍正承担国防科工委、“863”高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重大课题，“十五”期间的科研计划总经费约达到6000多万元。

　　“马老师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学科的发展。”马祖光的大弟子王骐回首往事，总哽咽不止，泣不成声，无法继续自己的回忆。

　　大家都说马老师是个坚强乐观的人。抗日战争，随父颠沛流离，饥寒交迫，饱受战乱之苦，他没有倒；文革期间，蹲牛棚，干苦力，挑沙子，睡仓库几近被煤烟熏死，他还是没有倒；创建哈工大三个专业，面对手拉肩扛的艰辛以及激光研究的技术攻关，他没有倒。

　　一位老领导曾严肃地对他说：“祖光啊，你的任务就是好好活着。”可惜，在病痛与工作的纠缠中，他最终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智慧之光

　　在国际激光研究领域，马祖光的名字与许多“第一次”紧密相联的：首次观察非线性光学过程7种，开展Na2、Li2、K2光谱研究并首先观察到13个新谱区；首次实现放电激励S2蓝绿光放大；首创SBS相位共轭腔兼Q突变技术……

　　1979年，中国拥抱着科学的春天，马祖光也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突破，他到德国LambdaPhysik公司，第二年，他又来到德国汉诺威大学作访问学者。

　　在国外他选定的科研课题是，“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美、苏、法、德的科学家都曾对这一热点课题进行过研究，但均未成功。面对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德国人劝他不要“鸡蛋碰石头”。

　　马祖光却暗下决心：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

　　由于实验条件限制，马祖光工作时间只能“瞅”别人的休息时间：早9点上班之前，晚6点下班之后。52岁的他以超常的毅力夜以继日工作，为了节省经费，两年间，他吃掉了150多斤挂面。

　　最后3个月限期过去了，失败，失败，还是失败。德国实验室负责人对他已不抱希望，让他重换课题。

　　一位伟人说过，科学的入口处，正像是地狱的入口处。这里，容不得半点怯弱和犹豫。马祖光没有一丝怯弱和犹豫，坚定地说：“希望再有10天时间。”德国人同意了。

　　10天，只是10天的早晨和夜晚。苦战到第5个晚上，马祖光通过改变动力学的非常规方法，终于发现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Na2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回国之后，他先后提出和凝练了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协激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红外激光技术和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等多个具有创新性的世界前沿科研方向。王骐教授为记者开列了从1980年以来，由马祖光直接指导所取得的国际首创成果，数目达到17项之多。

　　有人说，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总是不断冒出新的思想：率先开展可能用于IT产业和等离子体诊断的X光激光研究，提出将激光作为信息载体在空间传递、获取信息技术……作为学科带头人，马祖光总是瞄准国际最具前瞻性的课题。光学泰斗王大珩说，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马祖光最喜欢踏进的门是实验室的门。74岁高龄了，他还坚持与学生一起做实验，观察数据，有时熬通宵，一干就是6、7个小时。马老师特别支持创新。一个学生在“慢光”这一研究方向取得了突破，连忙打电话告诉老师。马祖光听到后，兴冲冲地从家里赶到实验室：“好，你再演示一遍！”看完过程和数据后，他兴奋地像个孩子，跑了几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做出慢光了，这可是个新领域呀！”

　　他就是这样一个对科学近乎痴迷的人，离开了实验室，他的生命就没有着落。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王雨三印象中，老师惟一一次落泪，就是因为最早的地下实验室里仪器受损。当时他摩挲着浸在水中的设备，心疼得掉下眼泪。

　　从马老师家到实验室只有600米。常人只需走十几分钟的路，对于他———一个患有几十年心脏病的老者来说，却是一条艰难漫长的路。在哈工大的校园里，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身着蓝色补丁中山装，手拎皱痕累累黑皮包，每到上坡处，就一歇再歇，气喘吁吁。然而，他原本可以不这样：学校为他安排了专车接送，他婉拒了；他早已退休，可以不上班，但还是要惯性地去实验室看看。

　　沿着那条小道，循着那道门，走进科学殿堂，直至生命终结。

　　师道之光

　　马老师似乎只有两件永远做不完的事，一是科学研究，另一个就是培养人才！马祖光对学生的严格是出了名，有时精益求精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马祖光就像一个无形的“场”，汇聚着一大批优秀的学子慕名跟随。1983年，陈德应在高二时在报上看到马祖光的故事，当时就立下志愿：“我要考上哈工大，跟这位科学家学习。”

　　时光荏苒，20年过去了，陈德应实现了梦想，坚定地追随马老师足迹，从本科、研究生、博士直到哈工大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

　　“要做一辈子学生，要有一辈子的危机感。”他记住了马先生的教诲。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陈德应在国际上首次做出了“受激布里渊相位共轭腔激光振荡”。“我当时很兴奋，马上将初稿交给马老师。他把我的论文逐字逐句地修改，指出不足，并让我从理论上给他解释。”“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不清楚的，分明是为难人啊！”陈德应有了怨气。老师看出学生的委屈，很耐心地说：“这样，我跟你一起分析。”后来，他们终于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个过程，并获得了航天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严谨是做学问的起码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马老师的严格出了名，说是精益求精，有时甚至达到一种不近情理的“苛刻”：答辩论文至少要在2周之前交给他；标点符号、英语单复数、词态，他都一一修改；答辩时，要仔细询问每一个实验数据的由来。据说，有的博士生受不了折磨，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放弃了学位。

　　马祖光要求学生做实验，一片记录纸都不能丢，他说，哪怕是失败的实验数据，也可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做激光实验需要极强的稳定性，学生在耐火砖上少垫了一层泡沫，他都能指出来。只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马老师就会召集全体师生“过筛子”，一起观摩报告人的“预演”，帮助他纠正英语语音、指出论文疑点并提意见。一遍又一遍练习，直到他满意才放行。

　　他还率先提倡，请硕导、博导登上本科教学的讲台。现已是教务处副处长的张中华还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上讲台是讲激光原理。马老师一定要让我试讲，听完后，他给我列出12本书目，要求两个月之内读完，然后向他汇报读书心得。”这12本书大都是国外原本教材，张中华一个暑假泡在图书馆。新学期开学了，他终于“交账”，才被允许上讲台。“虽然当时很苦，但这些书开阔了我的视野，对以后的教学获益匪浅。”

　　张中华读博也颇多“磨难”。当时定了一个课题后，他通过调研和文献检索，发现该课题国外已有学者提出。马老师知道后，坚决要他换题：“如果你的论文与别人撞车了，就必须改题。一定要做具有国际创新水平的工作！”这意味着张中华半年的工作前功尽弃。结果，他的博士学位比别人多读了一年，也印证了马导师的名言：“创新”要紧跟在“献身”之后。

　　对学生“严厉之极”，紧跟着却是“关爱至深”。作为威望很高的专家，马祖光为教研室争取了多项国家“863”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防课题。追踪热点、查找资料、检索文献，从立项、设计方案、中期检查到解决关键问题，马老师默默地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可到最后却无私地让学生担任课题组组长。就连论文署名，他也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

　　“相形之下，现在有些博导、硕导，对学生论文啥事不管，署起名来可是当仁不让啊！”一位学生说。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了提携后人，马老师总是把学生推到科研第一线，给他们最大的发展空间。马老师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国外都受到业界的好评。王骐告诉记者：“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马老师逼我们去学，逼我们创新，正是这种力量，才让我们成长得如此之快。”在他直接指导下，已培养了十几个博导，在光电子师资队伍中，博士化率达到70％。

　　2003年7月11日晚，王雨三家的电话传来马老师的声音：“老王，下周要修订新教学计划，希望你能参加，一起讨论。”马老师似乎很高兴，就专业发展谈了很久很久，最后才说：

　　“我下周一（7月14日）去北京，给孙悦贞看看病，最后确定一下能否做手术，了却我一桩心事。”王雨三劝他不急着赶回来，马祖光却说：“不行，等我的工作还很多……”

　　王雨三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老师对他的最后一次嘱托。

　　2003年7月15日，噩耗传来。

　　拿着电话筒，王雨三懵了：“什么叫‘抢救无效’？”大家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一个最简单的医学名词变成了大家最不愿意理解和面对的现实，然而马老师真的就这么走了。

　　激光，宇宙中一个美丽而神奇的现象，它被称为“光的骄子”：亮度极高，颜色纯正，方向性好。马祖光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