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军是个“敏于行，讷于言”的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只有三言两语。就连他的工作日志里，除了大段大段的技术笔记和创新体会，也鲜见什么闪光的人生格言。
日前，记者和他促膝长谈，慢慢走进他的心灵深处，聆听这位３６岁青年人畅谈人生观、价值观、亲情观、财富观。
一问：如何看待荣誉和成才？
记者：作为一名技术工人，你２５岁出国考察,首批住进希望楼,首批拥有１００平方米的大房子,被企业特聘为月薪８０００元的工程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新世纪全国首批七名“能工巧匠”之一、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等,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你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邓：在每个热血男儿心中，其实都埋藏着成才情结。踏踏实实,荣辱不惊，这是我一贯的性格。有许多人曾问我：胡锦涛总书记两次接见你，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为什么没见你把与总书记的合影挂在办公室或家里？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一名工人技师，我宁愿把这看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鞭策。我把与总书记的合影珍藏在笔记本电脑里。我的老本行是搞设备养护和革新，技术创新上要做的事很多，我深感没有资本和精力到处炫耀。
记者：请你具体解释一下青年人的成才情结。
邓：我感觉成才的含义很广泛。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是人才，优秀工人也是人才，国家或单位都要重视。人才需要培养和开发。坦率地说，我从中专生、修理工到自学本科、晋升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全国技术能手，有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一是我个人的学习和创新，二是企业的培养和开发。
二问：如何看待竞争和学习？
记者：你只有中专毕业，而且在一线当维修工，为什么能脱颖而出？
邓：这没什么捷径，靠的就是知“拙”而后“学”。因为原来的知识积累少，更激发了我学习的内在动力。十多年坚持勤学苦练，“手艺”就越来越精，“绝活”在手，自信力更强。我想告诉青年朋友和工人兄弟的是，不要把学习看得很狭隘，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我觉得“带着问题学”是最有效的方式。围绕企业需要有目的学习，既能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又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记者：你怎样看待竞争的残酷？
邓：竞争其实是一种心态。我宁愿把竞争看作自我挑战。在机器设备面前，我就是一位将军。每一次较量，都激起某种征服欲，每一次手到病除，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同时，竞争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合作精神。在公司，我们“邓建军科研组”的１７个人合作得很好，我们从修理洋设备到改造研发新设备，替代进口，一直在业界的风口浪尖上冲锋，共同品尝失败的苦涩和成功的喜悦。我的体会是，把竞争置于合作中，失败就会被缩小，快乐就会被放大。
三问：如何看待财富和待遇？
记者：关于收入和待遇问题，你月薪８０００元，与一般工人兄弟比，是他们的三四倍；但与你给企业创造的巨大价值比，８０００元月薪似乎又少了，你怎么看待？
邓：现代人崇尚以财富论英雄，在苏南、沪浙这些全国纺织服装生产的基地，一个高级技师挪一挪窝，想发财机会很多。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离开“黑牡丹”，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有事业感、成就感和归属感。
我为企业改造染浆联合机的那年，试车时，新装上的主要器件变频器接连炸裂。爆炸声把我震懵了：别的损失不说，光炸掉的变频器就值上万元呀！没想到，公司领导得知情况后，做出的反应是：搞创新就可能失败，没关系，查出症结，从头再来。
我觉得，这种信任既来自公司领导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来自他们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的深刻理解。企业对员工，既要“给待遇”，更要“给机会”。“给机会”更能让员工感受到被尊重，更能使他们实现人生的价值。
记者：经过１７年的努力你已名扬四海，但工友们说，你依然保持着刚进厂时那种“傻”样：随随便便穿一件西装，脚上是一双几十元的球鞋，为什么？
邓：虽然取得了些成绩，并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我仍然是公司一线技术工人。一是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能穿戴得像个绅士，二是与工友们在一起我也没必要讲什么排场。
四问：如何看待“技工教育”？
记者：社会上有一种认识：技工教育或职业教育是“二等教育”，似乎没有多少家长的培养目标是让孩子长大当工人，你怎么看待“技工教育”？
邓：我的一个朴素的想法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事业。也许自己永远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练就一身“绝活”，做个能工巧匠，同样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
现在的矛盾是：一方面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另一方面，企业四处寻找技能型人才。出现这样的错位，与我们的社会心理和教育体制长期“重知识、轻技能”有关。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级以上技能型人才一般占企业员工的３０％左右。而在我国，这个数字不足４％。在广东省２５０万一线制鞋工人中，竟没有一名中级以上技工！与国内不少地方建设制造业基地的目标相比，差得很远。不过，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地方的“技工热”正在形成，但要为广大家长坦然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
记者：近年来，苏南、沪浙地区一些企业高薪聘请日本等国的退休技师，年薪达到二三十万元，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邓：坦率地说，我们与国外技工的整体差距较大，不在一个档次上。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先进设备大多为进口货，我们往往难以进入其技术的核心层，人家不告诉我们设计思想和思路，只能靠我们去解读、摸索。我们要在加快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否则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要改变目前高级技工短缺的局面，就要从提高产业工人的技能和素质入手。我衷心希望更多工人兄弟做个有追求、有行动的优秀工人。
五问：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和待遇？
记者：近年来，珠三角等地区出现了“招工荒”，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在个别地方工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工业化的主体是产业工人，工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得到尊重。
记者：你维护过职工的权益吗？
邓：在企业中我有多个身份，除了技术创新之外，我最看重的是职工代表和企业监事的身份，因为这使我能为工人兄弟做点事。我所在的公司对职工权益很重视，领导也很开明。工友们平时反映较多的一是工资待遇，二是管理问题。为保证“邓建军科研组”成员安心工作，多出成果，几年前我就曾找公司领导，提出应适当提高待遇，很快得到落实。去年１２月，不少技术工人建议普遍实行岗薪制，认为能提高工效。我反映后，公司正在制订方案。
我们公司通过了国际权威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现在通过国际权威社会责任认证的企业还较少，国内甚至还没建立起自己的标准体系。为维护更多工人的权益，我们盼望国家尽快推动这项工作。
六问：青年人需要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
记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究竟“为谁而干”是个大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端的是铁饭碗，在工资、分房等待遇上都差不多。现在是市场经济，怎么体现个人价值？
邓：有时厂里青年人坐下来，也会考虑这些问题，比如一些工人感觉设备是别人的，厂房是别人的，产品是别人的，工作是合同制的，住房也要自己购买，衡量个人价值似乎就只剩下工资和奖金。我认为，这是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问题。我也常常问自己：“你到底留恋公司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平台，只有把个人成长和单位目标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因为，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个人暴富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个人只有踏实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在社会上有竞争力。因此，青年人应该放弃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浮躁心态，踏踏实实学习技术，用实干的精神创造价值，才会获得人生乐趣。
记者：你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与社会共赢的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邓：第一，与个性有关，我内向好强。第二，不敢说有远大抱负，但干一行就要干出点成绩才对得起自己。第三，我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是生存和竞争的需要。
七问：如何看待家人和亲情？
记者：你的父母都是农民，听你６０岁的父亲讲他近几年还到外地打工，说是趁着身体硬朗多干点，不给儿女添麻烦。
邓：父母对孩子总是给予，从不索求。１９９３年,家住金坛农村的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摔坏了脚。我是长子,当然责无旁贷,但当时公司染浆联合机的技改工作正进入关键阶段,我没能回去探望。当项目完成再把父亲接到常州时,由于错过了最佳医疗时间,父亲的脚残疾了。每每看到父亲蹒跚走路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可父亲拍拍我的肩膀从没埋怨过我。我向往工作和家庭都兼顾的生活，因为幸福的人生离不开亲情。
记者：因为工作原因，你经常加班加点，妻子和孩子怎么想？你怎么看？
邓：我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９５年的一天晚上，怀孕即将足月的妻子突然出现临产症状，我带着她到公司拿生育证准备上医院，到公司却碰上设备因故障停车，我狠狠心把妻子托付给车间值班长，自己投入抢修。当深夜赶到医院，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对于妻子，我总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没有她默默支持，我不会做出今天的成绩。
在儿子眼里，我的形象是“一进家门就往沙发上躺,打开电视,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太称职的父亲，但我想身教重于言传，我希望孩子长大能扎实地工作，踏实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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