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矛盾凸显：一些企业破产，一些职工下岗，一些农民失地，党中央、国务院乃至全社会都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想了很多办法。从事社会保障工作的同志正处于这些矛盾的风口浪尖，他们是在为党和政府分忧，是在为广大群众解难。让我们向像向志雄同志那样耕耘在社保战线上的干部职工致以深深的敬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丛峰

　　新华网6月16日电 成都市金牛区社保局长向志雄，在副处级的位子上干了１４年。生前，他没受过什么表彰奖励，没留下感人的日记和书信，甚至连一句闪光的话都没有。

　　然而，时至今日，成都街头巷尾还常有百姓为他落泪。    向志雄沉默寡言，平时跟人说话总是冷场。看他照片，个子不高，偏胖，脸上的肌肉已经松弛，眼神中透出些疲倦——平凡得像个过路行人。然而，成千上万的百姓懂得他的心。他们说，他做了“党和政府最难的工作”。

　　他从事社会保障工作的２０年间，中国社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体大量产生，社会矛盾骤然聚集。向志雄正处于这些矛盾的风口浪尖，面对一双双求助的眼睛，他运用手中不大的权力，保护着千万困难群众最起码的希望。

　　 倾听、微笑就是理解，就是尊重

    ［采访笔记一］５月２２日，原国营金牛区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孙晓磻：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的一天，上午１０点左右，向局长一踏进公司改制大会会场，就被职工们围起来。他们堵住门，瞪着眼说：‘今天你不给个说法，就别想离开！’    “我们几个企业领导早在那里了，汗流浃背，职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那天，本来只想找几个职工代表，不料一下子来了１００多人。企业效益不好，拖欠了两年的社保费，职工领不到养老金，报不了医药费，一直憋着怨气，这回都爆发出来。我们招架不住，只好求救社保局。

　　“职工劈头就问老向：‘我们辛苦这么多年，企业说改就改，什么都没有了，以后让我们怎么活？’

　　“老向说：‘按政策，要先补齐欠费，医保另外再计算……’

　　“‘政策我们不懂！’他话刚开头，就被打断了，‘今天要是还刷不了社保卡，你就……’（下面的话很难听。）

　　“我们和老向被职工分割包围。问他的人最多，正给这一群讲着，忽然又被扯着衣领，拉到另一群人里去。同一个问题，他要讲上十几遍。水喝光了不能去添，连厕所也不许上。

    “不一会儿，我看见老向脖子上汗也下来了。他这个人真是很憨厚，人家吼，他也不火，一直那么慢条斯理地讲，还笑眯眯的，在本子上一条条记下职工的要求。有个女职工，得了子宫瘤，无力支付医药费，拉着老向又哭又喊，就那样老向都没急，一直那么慢慢地说、说、说。

    “有八九个钟头吧，老向我们几个连厕所都没上过。该吃晚饭了，职工们轮流去吃饭，还把我们堵在屋里。后来我听见老向嗓子哑了。八九个钟头啊！你说那么久试试！他这个人平时都不大开腔，那天真是难为他。

    “多亏了他，要不我都担心那天会出人命！后来他的话职工们渐渐听进去了，气氛有所缓和。职工同意让他先走，我们留下跟职工代表谈具体问题。

    “又过了两个小时，已是夜里１０点钟。我们送走最后几名职工，疲惫不堪地走下楼，惊讶地发现老向还在门口等我们，也没有吃饭。一下子，我们几个感动得差点掉泪。他哑着嗓子对我们说：‘职工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他们不熟悉政策，得慢慢来。’”

    处理群体事件，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并不稀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也许有人比向志雄处理得更聪明。但不知为何，一想到他哑着嗓子、满头大汗却仍然微笑的样子，记者也差点掉下泪来。

    倾听、微笑、解释，这就是向志雄的办法，不少群众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又：社保局职工都习惯了向志雄简陋办公室里传出的抱怨声。不用猜，就知道是上访群众在发火，而老向肯定正“笑眯眯地给人家倒水呢”。

    另：那个得子宫瘤的女职工，后来向志雄按政策给她申请到了特殊病例，定点医院、定额医疗费，保证按时化疗。她去报销医药费，都是找向志雄签字。向志雄死，她哭得比谁都伤心：“当初我还骂他，其实向局长是一个多好的人啊！”

看似举手之劳，解了多少人的燃眉之急

    ［采访笔记二］５月２１日，上午。

    没人说得出向志雄有过什么惊人之举，为什么百姓对他那么尊敬？

    采访了几位接触过向志雄的群众，说的似乎都是些小事：劝这个买医保，帮那个办手续……群众却觉得，向志雄帮他们解决了一辈子的大问题。

    ５７岁的修车工杨建勤半生坎坷，当过工人，下过乡，支援过“三线”建设，落下一身病。如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开个修车铺勉强维生。

    下半辈子靠啥保障呢？参加养老保险吧，可档案早丢了，不知行不行。万般无奈，他惴惴不安地找到向志雄。“我还怕他不理我，”杨建勤回忆，“没想到，他耐心地给我出主意，让我到街道去，找当年的职工花名册、工资表什么的。”

    最后，杨建勤只找来一页纸、两句话，说他学过木工，后来随父下乡。向志雄想了一会儿，说：“这个也行，我帮你办。”那一刻，仿佛云开见日，杨建勤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向志雄去世后，杨建勤来到灵堂。到处摆满花圈，数不清的人在哭。他上了一炷香，趴在地下磕了三个头。有人问他：“你比向志雄年纪大得多，怎么给他磕头？”他说：“好人不分老少，我服他。”

    我们知道这三个头的分量。像杨建勤这样的人很多，当年上山下乡，漂泊无定，档案损毁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有很多人生遗憾，奈何求助无门。向志雄举手之劳，却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杨建勤证明材料不全，向志雄完全可以不管，但这样的事他从来是一管到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些人的处世哲学，而向志雄却爱揽老百姓的“私事”。他说过：“千把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大事。”

    感激向志雄的人很多：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孤寡老人、困难企业负责人……有的几次打交道，有的只是一面之缘。他们都在自己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找到向志雄，在他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

  他是“穷人经济学家”

    ［采访笔记三］５月２３日，社保局。

    我们发现，在不同人眼里，向志雄的性格反差很大。群众说，他很健谈，说起社保，可以几个钟头不歇；亲友和同事却说，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

    平时，同事们很少跟向志雄拉家常，去他办公室，有啥事讲啥事，讲完就没话了。他常一个人夹着烟卷，安静地坐着，烟灰积了老长。

    他在想什么？他的同事可以肯定一点：向志雄经常在“算账”。

    社保工作核心就是算账：基金盘子多大，参保人员多少，缴付年限多长……都需要精确测算。我们听说了三笔账。

    第一笔：２００４年初，成都市鼓励农民参加医疗保险。按原方案，每人每年医保费４６３元，由农民和区政府各承担一半。与其他地方比，这已经相当优惠了。可向志雄发现，不少年迈体弱的农民很穷，连２３１元钱也交不起。这些最需要医保的人，很可能脱保。

    向志雄决定重新算账。他一次次下乡调研，测算财政负担能力，最后上书区政府，提出“补充意见”：由街道、村组再承担一部分保费。这样，农民只掏２０元就能入保，很多老人如愿买上了保险。

    第二笔：按规定，农民可以买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买住院保险。前者贵，大病小病都管；后者便宜，只管大病。按理说，社保局愿意农民多买前者，能多收保费，可向志雄没这么算账。

    他给农民分析：“你们要是像城里人一样，买基本医疗保险，平时头疼脑热都得大老远地往城里跑，搭路费、耗时间。其实，你们最怕成千上万元花费的大病。最好只买住院保险，小病就近解决，大病住院报销，便宜实惠。”

    第三笔：区里有家国企，改制后卖土地得了几百万元钱，职工们嚷着要提高养老金基数。听完情况，向志雄给他们算了一笔账：提高一档养老金，每人约需１万元，７０多名退休职工，就要７０多万。

    他说：“第一，养老金标准将随工资自动上浮，必涨无疑。第二，区里很快就要统一调高基数，跟提档差不多。何必花那冤枉钱呢！要花，不如买个医保。”他竟把“送上门的钱”往外推，职工们无不心存感激。

    社保算账非常微妙。国家为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出了很多政策，但群众能否真正享受到，享受多少，就看执行者在那毫厘之间的把握了。在向志雄那里，没有“部门利益”，没有争功邀宠想法，他总是告诉老百姓怎样最划算。

    有人说，他称得上是“穷人经济学家”。

“他在自己头上悬了一把剑”

    ［采访笔记四］５月２７日，上午，金牛区原体改委主任刘达希，他比向志雄职务高，也是多年的老搭档。

    和向志雄性格相反，刘达希口才很好，滔滔不绝。他想说明：向志雄对推进金牛区企业改制功不可没。

    １９９６年，金牛区国企改制，一万多名退休职工需要加入社保。按规定，企业必须一次性缴纳１０年的养老金，才能入保。然而，这些早已破败的企业，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庞大的资金。

    职工人心惶惶，抵制、哭闹、上访……改制陷入僵局。

    在那种局势下，向志雄拉上刘达希开始调查，遍访企业，摸底测算。随后他们提出建议：把养老金缴纳额度降为５年。办法一出，死水顿时激活，当年就有１０００多户企业跨过参保这一关，改制成功。

    “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刘达希说，“把基金规模缩小一半，老向等于在自己头上悬了一把剑。社保资金管理自有其客观规律，这边少收钱，那边一定有漏洞。将来一旦发生支付危机，向志雄的政绩‘贡献’就可能变成严重的‘判断失误’。”

    某种程度上，向志雄把上万人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肩上。

    “他把化解风险的希望，寄托在了社保‘扩面’上。扩大了覆盖面，资金就多了，周转余地就大了。”刘达希说。

    然而，干社保的人都知道，“扩面”工作是社保第一难。说服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参保，谈何容易！很多地方至今一筹莫展。向志雄因此也吃了不少苦头。我们想起前天采访听到的一件事——

    １０多年前，向志雄去北苑商场推行社保。那时，商场效益好，包养老、包治病，领导和职工都认为，没必要再掏腰包买啥保险。白眼、谩骂、冷嘲热讽……有的干脆把他轰出来。

    向志雄有耐性，骑辆自行车，一连几个星期，天天去。起初，商场看门的大爷还以为这个面孔黝黑的人是新来的职工。直到有一天，向志雄递给他一支烟，向他谈起养老保险，他才知道这人原来是社保负责人。最后，企业服气了，全员参保。

    有人说社会保障是“党和政府最难的一项工作”。社保工作每一步都是探索，上有不完善的政策，下有不理解的群众，常需要实际执行者自己摸索。向志雄有“吃螃蟹”的魄力，而魄力的背后是数不清的劳苦和委屈。

    十年艰辛，外人难以体味。如今，金牛区社保基金已积累到两亿元，成功化解了支付风险。

看好“百姓保命钱”

    ［采访笔记五］５月２７日，下午。向志雄的一位好友，不肯公开姓名。

    “对向志雄手里这笔巨款打主意的人也不少。”这位朋友讲了两件事：

    曾有一位好友找他借钱，给出了高额利息，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说，肯定是赚钱的买卖，很快就能还回来，肯定不让他“犯事”。向志雄一口回绝了，这位朋友从此再不和他来往。

    一家企业找上门来，被拒绝后，又找一位领导出面说情。向志雄仍然不“买账”。当然，他对付领导也耍些“花招”，不生硬地回绝，找“挡箭牌”：如果是地方领导说情，就说上面社保部门看得严，动不了；社保部门领导来说情，就说地方管得紧，难下手。

    “老向这招玩得并不高明，”向志雄的这位朋友认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搪塞，说情的领导肯定不高兴。”

    平时，向志雄极少出去吃饭应酬，怕的就是有人借机在社保资金方面给他出难题。他说：“你们不知道这钱是怎么一分一分攒起来的，万一有个闪失，让我跟群众怎么交代？”

    时下，一些地方社保资金被截流挪用、一些人因此受查处早不是什么新鲜事，而２０多年来，金牛区的“百姓保命钱”没有被挪用过一分一厘。

在妻子心中他是一个“完人”

    ［采访笔记六］５月２８日，向志雄家中，采访其妻周碧菸。

    向志雄１７岁就去了云南，当了８年“跟农民一模一样”的知青，一直对那片贫瘠的土地不能忘怀。结婚３０年，他仅和妻子出过两次远门，其中一次就是重返云南故地。

    农场的老职工大多还健在，日子过得仍然艰难。那几天，他和老职工们拥抱、吃饭、对坐，话比平时多很多。临走，他给最困难的几个老人悄悄留下些钱。在回来的火车上，他沉默无语，神情黯然。

    包括家人在内，几乎没有人见过向志雄感情外露。唯有一次例外，他得知８０多岁的老母亲患了乳腺癌，当着大家的面还绷着，背后却躲到阳台上偷着抹眼泪，结果被母亲的保姆看到了。

    沉默的人自有沉默的表达方式。有一年春节前，向志雄的岳父因病住院，和家里人说好：“大年三十，你们都不用来医院了，在家过个欢畅年。”

    大年三十那天，周碧菸在家做好了饭，左等右等，不见向志雄回来。问单位同事，说他早下班了。直到晚上１１点多，向志雄才进家门。面对妻子的质问，他只说了一句：“我去医院陪爸爸了。”

    向志雄的岳父也是个话不多的人。那天晚上，两个人一个在病床上，一个守在旁边，相对无言。有时老人要上厕所，向志雄就搀一下，有时给老人倒杯水。就那么过了５个小时。直到老人临终前，都感慨自己有一个亲儿子一样的好女婿。

    向志雄死时，唯一的儿子还是个临时工，弟弟和弟媳都下了岗。

    他生前在城边便宜地段按揭了一套７０平方米的房子，准备儿子结婚用，平时就靠夫妻俩每月３０００多元的收入紧巴巴地还贷。他还打算先把这房子租出去，收点钱来补贴贷款。

    ５月中旬的一天，向志雄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周碧菸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问房子手续的事。她又陡然回想起往事来，又想起那个共同生活了３０年、少言寡语、除了读书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有点闷、有点胖的男人来，又想到今后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还房贷好艰辛，想着想着眼泪就跟着流。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同事，周碧菸觉得难为情，就走出去，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放声大哭。

    我们问：“你心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完人。”周碧菸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