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２７日，一行五人的日本律师代表团匆匆抵达济南，但他们无心欣赏泉城春色。
就在前一天，日本宫崎地方法院刚刚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山东劳工对日本政府和三菱金属公司的索赔诉求。
这是山东受害劳工第一次以集团诉讼方式提出诉讼。
这些山东受害劳工于１９４４年被强掳到日本宫崎县的槇峰矿山做苦力，受尽折磨。
６０年后，也就是在２００４年，在中日双方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德州的刘清江等７名健在的山东劳工和一名已逝劳工的家属代表，远赴日本，在宫崎县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三菱金属公司，要求被告对当年的不法行为赔礼道歉，并作出约１．８４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１４００万元）的损害赔偿。
法庭宣判后，原告当庭提出了上诉。随后，中方对日索赔宫崎诉讼辩护团的日本律师，马不停蹄立即赶到山东，他们要把判决结果当面告知当事人，并为下一步的上诉搜集更多证据。
法院判败诉但我们赢了
“我们没有输！”
３月２８日，中国人对日索赔日本代表团在济南举行新闻发布会。团长成见幸子律师介绍了本案庭审的有关情况。
成见女士说，开庭之前，中方和日方的律师花了３年多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昔日被掳劳工们工作的槇峰铜矿，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在当年铜是重要的军需品。在法庭上，由于被掳劳工大多年事已高，或者身体不好，庭审时放映了各地收集来的音像资料作为证据。
“经过反复诉讼，被告三菱金属公司承认劳工们曾在此艰辛劳动的事实。”成见说，“最初日本政府也否认这样的事实，日本的一些人也否认侵略战争以及慰安妇、强制劳工等问题，而此次法院裁决认可了这些事实，加害方不得不承认强制劳工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也是此次判决的积极意义所在。尽管法院判决我们败诉，但我认为我们赢了。”
据悉，已逝劳工安保翠之子安立海等人，当庭对判决表示不理解和愤怒，并当即表示要向日本福冈高级法院上诉。日本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与此案有关的大量照片和实物资料。
庭审现场激动人心
董一鸣是槇峰矿山山东劳工对日索赔一案的中方代理律师。从２００４年８月立案到一审判决，共庭审１１次，其间他６次赴日本。
“当时法庭上一片欢呼声，旁听席上都是我们的人，他们大多是日本方面的支援团体。”董一鸣说，“我们不仅做了大量口述笔录，拍摄了劳工们的生活录像，还带着老人们去日本当年被强制劳动的场所现场取证。老人们对当年劳动的场所记忆犹新，很快就找到了在槇峰铜矿当年劳动的矿洞，日本律师根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劳工劳动场所的地图。”
据介绍，宫崎县一共有６０多名律师，而其中有２５人参与到槇峰矿山山东劳工对日索赔的辩护团中。
追究战争犯罪无时限
成见幸子和另一位为中国劳工索赔奔走的日本人儿玉武夫均认为，战争犯罪的诉讼没有时效限制，所谓的诉讼时效，不过是找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据悉，在一审判决中，法官在判决的附言中称，从道义上讲，强制劳动的创伤和事实永远不会被忘记，要尽快促成此事的圆满解决。成见律师说，普通的判决上没有这样的话，这折射出法院非常尴尬，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而这也透露出，此案应该还有努力的可能。
成见律师认为，跨越时效期限的障碍，并不是不可能。对于起算日的问题，她说，１９８６年中国才有了出入境管理的制度，之前中国公民无法去日本。可以这样看，在所谓的有效期内，原告方正在为此案做准备。但不意味着放弃权利的行使。
３月２８日中午，新闻发布会之后，中日双方的律师直奔德州禹城、平原等地，一方面对原告宣布一审判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的诉讼进行新的准备。
儿玉武夫：八旬翁为中国劳工鼓与呼
在来山东的中国人对日索赔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探访原告的过程中，他一直走在前面，在日本的庭审中，他一直坐在前排。
他，就是已经８０岁高龄的儿玉武夫先生。
儿玉武夫先生是槇峰矿山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年轻时投身社会活动
儿玉先生说，他的家庭就深受战争之害，他的哥哥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死去，这对他触动很大，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战的种子。
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２０岁出头的儿玉先生开始逐渐接近日本共产党，“因为在当时日本的政党中，只有日本共产党是反战的。”后来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当时美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对此他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这些因素给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被公司开除。而儿玉武夫先生从此全身心致力于社会运动，成了一名全职的社会活动家。
儿玉说，“我当时抱定一个信念，不为战胜去牺牲，但为阻止战争去牺牲，死而无憾。”
曾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儿玉武夫与中国的结缘可以追溯到１９６５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郭沫若还为他题字。
儿玉说，在那个年代，对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追究就已经萌芽了，战后他一直关注中国的政局，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如果不能和平共处的话，会对亚洲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影响。
“文革”期间，儿玉中断了与中国的往来，但他对中国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时隔３０年后，他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重访中国。
揭露“和平塔”真相
在日本宫崎县和平塔公园，有一座特别的石塔。塔建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日本方面称该塔是为祝愿世界和平而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石头建成。
但儿玉武夫先生调查发现，这座“和平塔”所用的基石，都是由日本侵略军按指令从备战国家采集的，塔身的用石则全由宫崎本地提供，建塔者的险恶用心很明显：以被占国家的苦难和屈辱，彰显日本的强大和威武，这座塔只有和平的外表，实际上是一座侵略塔。
儿玉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从１９９４年起与十几位志同道合者组成调查会，远赴中国、朝鲜等地实地考察，以揭露和平塔的真相。
参与中国劳工调查
２００３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槇峰矿山赴日中国劳动的２５０多人的名单，引起了儿玉武夫的关注。
儿玉武夫通过一位在东京工作的中国人进行联系调查，调查过程中，他又认识了山东曲阜一名人士，这位人士提供了近３０人的生还者名单并给了儿玉先生。儿玉先生自此就联系几位朋友，参与此事的调查。为了禹城劳工的事情，他已经六次来中国，奔波之苦被置之脑后。
“一个人，一生是否有价值，价值体现在哪里？我认为能够让别人过上幸福生活，就能体现我的生命价值，地位、名誉和金钱，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儿玉说，“我现在经常对年轻人讲，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风倒做墙头草，如果只听上司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样活得就没有意义了。”
成见幸子：伸张正义是律师的义务
成见幸子是此次来山东的日本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这是她第三次来中国。她的律师生涯已经有３０多年。
她说，禹城、平原一行下来，她对于原告的处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一些赴日劳工的家境非常贫穷，这给成见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这可能是劳工事件给原告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她真正了解了为什么原告们不能在所谓的诉讼时效内去日本打官司，而这一点，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难理解。这更坚定了她协助原告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一审判决不予赔偿，我们不会同意。败诉只是暂时的。”
成见女士参与此事，是受了儿玉武夫先生的影响，儿玉先生找到她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参加进来。
成见幸子说，参与中国劳工的案子，是出于正义的考虑，“为弱者伸张正义，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是不分国界的，换了其他律师，不论是谁，都会为了正义去帮助他们。”她引用日本宪法第九条说，日本政府承担战后的责任是应该的，这也是一个义务。但它首先要认清战争的罪恶，才能真正反省，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
成见幸子女士来自宫崎中央法律事务所，该所是她与丈夫一起开的，成见说他们家是律师之家，女儿也是律师，在大阪从事法律工作。成见说，丈夫和女儿对自己投身此事非常支持。她还透露，女儿从事的工作也与战争有关。战后有很多日本的战争孤儿从中国回到日本，他们的处境也很悲惨，成见幸子的女儿就在协助这些人争取国家赔偿，以保护他们的权益。
成见幸子很谦虚地说，她参与此类案子相对较晚，因为在日本有５００多名律师组成了辩护团，协助中国原告解决战争遗留的对日诉讼。“我经常与其他律师研究法律和政治问题，大家一起做力量才更大。参加这样的案子让我自己很感动。”
这些备受折磨的老人们
刘清江：
到了阴间也要控诉！
３月２８日，济南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中日双方的法律人士赶到了禹城。原告中的健在劳工，大多集中在此。
经过一路颠簸，一路打听，律师们来到了禹城县梁家镇双庙屯村的刘清江老人家。他是作为原告的７名劳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今年也已经７８岁了。
刘清江曾经两次到日本出庭作证。听说败诉一事后很激动，当即表示要继续打官司：“我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官司打到底，一定要讨回公道，并要日方赔偿身心上的巨大损失。如果解决不了，我到了阴间也要控诉他们！”
“说时效过期了，并不是理由，一个杀人犯，犯了罪过多少年都是杀人犯，难道过了期限就没有罪过了吗？”
在诉讼委托书上，刘清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摁上了手印。
刘义起：
下跪演示受罚场面
刘义起现在跟老伴生活在一起，家徒四壁。现年已经８０岁的他，每天都要忍受疝气和腿疼带来的痛苦。他拉开了自己的裤腿，小腿部分明显地细一圈，腿上还有疤痕。
刘义起，１９２７年７月出生在禹城张庄镇大油坊村。刘义起被抓那年刚１７岁。“我后来得知，我娘在我被抓走后，因为找不到我眼都哭瞎了。”
刘义起说，“在日本，有一年过年，日本人让我们跪了整整一天，然后他们骑在我们身上，起来时再打我们一巴掌。”刘义起跪倒在地，演示当时的情况，“想起此事我就想哭。”
刘义起说，“官司要继续打。”他已经无法签字，诉讼委托书的签字是亲友代签的。
邵长水：
一生未了的心愿
３月２９日上午，记者随儿玉武夫、成见幸子还有董一鸣等，前去平原县。那里还有３名赴日劳工。
董一鸣律师说，去年原告之一的邵长水本来要去日本参加庭审，并要出庭作证的，但事有突然，护照和签证都办好了，邵长水却突发脑溢血，病倒了。
一行人赶到平原县前曹镇邵家庙村邵长水家的时候，却没有见到邵老的身影。他的女儿邵玉芳眼角湿润地说，她父亲去年病倒后就再没有起来，带着遗憾走了，那一天是农历六月十五。
“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但还用手比划，他多么希望能够看到最终庭审胜利的结果！他生前一直抱着打赢的希望。”邵玉芳很激动。
悲痛中，邵玉芳、邵启利还有邵长水的妻子，在遗像前，郑重地在日方律师带来的诉讼委托书上签字，摁下手印。
接下来在前曹镇的南何村何学勤家，律师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何学勤老人也于去年年中因病去世，享年８４岁。
魏光荣：
无法抹去痛苦记忆
在平原县腰站镇大位村的魏光荣老人，是此次对日诉讼中年龄最长的。他生于１９１５年，如今已经９２岁。
在日本做苦力的经历，在魏光荣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的右手无名指的一节手指头，当年被“轱辘马”轧掉一截，老人伸手给我们看，记忆似乎回到以前，一脸凝重。
另外一路法律人士带回的信息同样不乐观，禹城县善集乡芘子杨村的劳工原告刘少明，现年８５岁，也已经卧床不起。另外一名劳工王子利老人也已经８２岁高龄。而早已经去世的安保翠则是由其子女作为原告进行诉讼。
败因何在？
董一鸣介绍，从全国范围看，以往的对日索赔诉讼多以败诉告终。由于中国的对日民间诉讼案都是在日本进行，所以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获得日本法律的认可。当前中国对日民间诉讼案一直、连续失败的主要法律伦理有３条：
“国家无回答责任条款”。所谓“国家无答责”，是日本天皇制度下的一条法理，即国家不因国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也就不用对民间诉讼国家的案件进行回答。战后，日本《民法》作了彻底的改变，“国家无答责”这种法理也已被彻底取消了。因此，现在引用“国家无答责”这种当时的法律，处理当时发生的案件，是历史的倒退，也是对现实的歪曲。
“除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日本的一个法律名词，实际上是一个诉讼时效问题，即只要过去了二十年，针对非法行为请求诉讼的权利就消失了。但针对“除斥期间”，法律上还有一些除外条件，比如如果遇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法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条款。
“个人请求权”。所谓“个人请求权”，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已放弃了一切战争索赔权利。但中国政府并不认可这一点。中国放弃国家赔偿请求权，并不包括中国公民个人的赔偿请求权。从国际通行的法理上来讲，国家也无权处分公民个人的民事权利。
路在何方？
中国人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路在何方？董一鸣律师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原则和精神，对日索赔诉讼不仅可以在日本提起，也可以在中国提起。因此，下一步要努力推动对日索赔国内诉讼。
董一鸣说，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是一个崭新的问题，然而是有法理依据的。中国法院完全拥有司法管辖权，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并完全在诉讼时效范围之内。建议中国立法或司法机关考虑出台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以利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进行。
董一鸣认为，在公正公平的原则上，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胜算的几率应该是一样的。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受害者可以依据中国的法律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案子审理过程适用中国的法律；第二，减少诉讼成本，在日本打官司，费用较高，有的官司因费用问题而搁浅；第三，受害者与法官、律师的语言沟通不用翻译，减少语言交流上的误差；第四，受害者更能得到国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依靠国内舆论的支持，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据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已经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为“民间赔偿”提供支援，在我国人民法院提起的对日赔偿诉讼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