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予远

　　内容摘要：2002年，中国哲学界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问题在于儒家思想如何发挥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对当今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发挥作用。为解决此问题，本文讨论了儒家文化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认为儒家文化是当今中国士人进行文化创化的精神源泉之一，而非是当今中国民族文化之体。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儒家文化有二种可能性的命运：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社会；一如西方基督教之于西方社会。儒家文化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12亿中国民众必须有一良好的道德教化形式，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代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这需要中国士人对儒家文化进行一次源于历史、立足现实的伟大创化。

　　关键词：儒家 儒教 基督教 王权 道德教化

　　作者高予远，1963年生，哲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深圳 518055）

　　2002年，“孔子2000”网站和“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若这一讨论若不能进入到“儒学”、“儒家”或“儒教”，如何解决当代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如何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那么这一讨论仅仅是学术界的讨论，而不能真正实现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不能真正实现源于历史、面向世界、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儒家的内在精神？内仁外礼、培养官吏、教化民从，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同时，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构成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担当的角色。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现在、未来源于其对历史的承继，没有对自己本民族历史承继的民族，就不能解决好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创造其极富生机的未来。

　　今日信奉儒家者，倡导儒学者，必以实现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为使命，方能真正发展儒学。因为儒家自其发源之始，就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核心宗旨，这一宗旨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特征。今日儒家思想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践这一宗旨，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教化民众的功效，那么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死亡思想。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思想的巅峰，皆源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儒家的发展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孔子删定六经，开创儒学这一伟业，既源于“郁郁文哉，吾从周”这一对周王朝文化之仰慕，又源于其对周王室衰落，枝强干弱这一现状的忧虑。没有对历史的继承，没有对现实的关注，则无孔子之伟业。其后，汉代儒学之倡盛，宋明理学之兴起，皆源于天下大乱后，一批儒生忧君、忧民、忧社稷，以弘道为已任，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其使命，正是有了这一批修齐治平儒生的存在，儒学本身才有了一次又一次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的弘光。

　　中国社会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社会渐趋于稳定。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个价值观念重建的过程，这一重建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建，其必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重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规范体系，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日“儒学与宗教”的讨论，必然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我们讨论的核心应是“儒学”或“儒教”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对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建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学”也好，“教”也好，这并不是问题核心所在，因为事实上，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既起到了“学”的作用，也起到了“教”的作用，儒家、儒教与儒学皆是指同一种文化形态。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今的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应有自己的价值规范体系、应有自己有效的教化民众道德的形式，而这个精神命脉之所寄、价值规范体系与道德教化形式不可能是无历史继承的再建。所以“儒学与宗教” 的讨论，无疑是一个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讨论，但若这一讨论不能进入到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则其意义如前述，这仅是一个学术界之讨论，而非是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儒家文化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其效力，儒家文化则仅仅是一门大学里的学问，而非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非是中国民众道德教育的源泉所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儒家文化与儒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个“一以贯之”的为学宗旨相悖。

　　那么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或儒家文化是否能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又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是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或整合作用。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是第二个问题的基础，因为只有界定好儒家文化在今天社会的地位，我们才能讨论儒家文化如何在今天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其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建作用，如何重新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创造的源泉。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是与皇权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但这种政教合一，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纯是一种外在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特性而有相当的独立性。由于儒家文化的这种独立品性，致使儒家文化既与皇权紧密在结合在一起，起到稳定社会，完善社会组织的作用，同时其作为一种有着独立品性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人伦规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与普通民众行为规范的道德依据。

　　当代中国，已无皇权，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己消失。也正因此，儒家文化彻底与霸权文化无关。无皇权支持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等，这些独立的品性必使儒家文化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发挥其作用。故当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应定其为是一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其能继续向前发展并为当今世人所接受的必是其固有的独立品性。这些独立品性已如前述，其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是源于人内在心性的，非是一种与人内在心性无关的外在霸权教条。

　　仅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还必须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儒家文化必是以一种平等的地位与此两种文化相融合，而无有什么中体西用之论。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士人价值取向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远非昔日传统中国社会，况民族文化之“体”永远是和民族的变迁一起变迁的。如儒家哲学自身之体，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及当代新儒学，其核心概念虽不离仁义礼智信，但中国儒学讲体用不二，各个时代面临问题不同，其用不同，其体虽皆名曰仁义礼智信，其内含也因用之不同而有不同，用不同，则体不同。故一个民族文化之体，是与这个民族的变迁、这个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所变迁的，非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民族文化之体，一个民族文化之体必是流转不己而有其自身内在精神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体虽有异于其它民族之特质，但民族文化之“体”一直源于这个民族创化之中，这个创化源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这个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故中国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其只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体的重要来源，而其本身不能构成当今中国民族精神之体。当今的中国民族精神之体需要当今中国士人，以一种海纳百川之胸怀，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立足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种种问题，笃实力行，在伟大的民族实践中创化出来。儒家文化仅是当今我们进行文化创化的重要精神源泉，而非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之体，这是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

　　有二种可能性的方式：

　　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

　　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这种象牙塔文化只有少数以此为专业、精研此种文化的专家学者才能对整体的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古希腊文明都将成为西方文明重生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已为西方的历史反复证明。

　　古希腊文明解体后，以理性思辨对终极实体进行把握的古希腊哲学与通过信仰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犹太教融合产生了基督教。这一融合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赋予西方文明一崭新的特征：信仰使理性充满了激情，理性又使信仰立足在严密的思辨理性基础之上。信仰与理性在基督教中进行的这一伟大融合，一方面赋予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以崭新的特点，同时也成就了西方文化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没有古希腊文明就不可能成就西方这一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

　　二十世纪，对当代西方文化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海德格尔，在其巨著《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的深刻体验与解释，无不是源于古希腊精神而又是对当时西方精神反思的结果。当时的海德格尔面对一战后西方文明的种种困境，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海德格尔，一方面不能认同当时技术、商业对人存在根基的抽离，一方面其又处于古希腊文明最源初的、最核心、巨大的创化中。正是在这种古希腊文化的源始的创化中，在对现实因境的反思中，西方文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在这种伟大的复兴中，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及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只有这种在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在人性的源头的完整中审视自己，我们才能对自己现有的文明弊病，进行一次富有原创性的、源头上的纠偏。

　　在当今西方社会，虽然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明，自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经历160年的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一是成为大学里象牙塔文化，一是散落在现有流俗文化中。散落在流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做人的技巧、做人的技术而为大众所重视。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皆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同时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也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渗透于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传统文化这一命运使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重光的重要精神源泉。

　　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要成为如古希腊文明之于当代西方文明一样，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必要有一次源于历史、面对西方、立于中国现实处境的重光。若此，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凝聚、得到统一，无不是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重光，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士人精神生发的主要原动力。

　　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儒学思想重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当时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

　　今日中国虽不必非以儒家文化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但是今日中国必要有一批具有世界胸怀、具有历史目光、具有深厚儒家学养且又关注现实的士人之努力。不若此，中国当今文化之发展、文化之重建，必是无根之发展、无根之重建，必是一种无历史继承性的浅薄发展与重建，这种文化重建必不能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命脉之所寄。

　　当今中国儒家文化需要有这样一种重光，这样一种重光无论是否是所谓纯正儒家思想的重光，但他必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一次重光。唯有这样一种重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理念才能重新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的主流文化才能真正是富于源创力的文化，中国士人才能在这种富于原创性的文化中进行文化创造。

　　所以，儒家文化之于当今中国文化，若要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那样，必要有一次面向世界、立足现实、源于自身历史的伟大重光。若此，儒家文化才能真正寻求到自己生发的源泉。中国儒家文明是否有着这样一次重光，若有重光，这次重光必是源于孔子的，源于五经，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深处，同时其又是面对西方、立足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

　　二、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

　　儒家文化能否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将儒家文化认定为儒教。那么这一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或者这一儒教能否以其它的一种什么方式影响当今的中国社会？

　　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这需要我们明确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明确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1、 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

　　文艺复兴后，西方基督教以宗教干预政治这一政治组织形式被打破。经过几百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种政教相分的社会政治变革，至二十世纪，基督教完全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独自成为一种体系，纯粹成为一种没有世俗权利的宗教，一种仅涉及人类信仰、道德、心灵的宗教。这一宗教因与政治权力相分离，完全失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功用，纯粹成为一种西方人心灵归宿，一种道德自我净化的文化仪式，一种对社会进行道德规范的文化形态。

　　当今基督教从其组织形式上，虽有教庭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但基督教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教堂这一形式，每一礼拜进行一次宗教活动。教堂通过宗教仪式将人内心凝聚在体现人类内心共同道德准则、共同心灵要求中，使个体的心灵与人类终极的精神实在发生直接关系，使人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寻求到一种安身立命之根基。基督教这的一礼拜形式因有其历史渊源，虽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动荡，仍保留其在社会上强有力的影响，对当今西方人的道德、信仰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干预王权的基督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有自我批判功能的基督教，一种纯粹道德力量、纯粹精神信仰的基督教。这一没有政治权力的宗教，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的西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西方文化、道德或源于她，或批评她，这一西方古老的宗教成为当代西方精神生发的源泉。

　　基督教从其诞生，至中世纪宗教权力过大，以致宗教干预政治，到今天完全成为一种纯粹信仰、一种道德准则、一种人类与终极精神实在发生关系的宗教，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定位。也正因为这一正确的定位，其才能成为今日西方精神生发的根基，并对今日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信仰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的“儒教”能否象西方基督教一样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也产生如此影响？这就需要讨论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2、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儒教与基督教可以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宗教，首先从起源上二者不同。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这一起源上的不同，就决定了基督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分离性。如基督教立教的最基本的两条诫命，充分体现了基督教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性质。

　　“你们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全部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1] 基督教之所以有这两条最基本的立教诫命是因为作为受压迫者，其不可能从王权那里获得救赎，其只能从精神上在王权之外另立一救世主，并以此救世主为核心团结邻人，其才可能获得解救。

　　由于基督教的起源是源于被压迫者，及这两条最基本的诫命，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都体现了一种与王权的分庭抗礼，体现了上帝的精神力量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或者说在西方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基督教丧失其政治权力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力模式都是二元制的，即源于基督教的权力与源于世俗的权力王权。这两种权力彼此斗争着，构成了西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督教形成自己大一统教会权力之前，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基督徒以个人的圣洁的品行，以上帝的名义对王权的非人道、非道德进行干预。

　　如公元475—476年，“这位圣人（苦修僧圣丹尼尔）在隐居处已经生活了24年，而且至死将一直这样生活。但是，有关民众苦难的报告竟使他重返人世，这本身就是对皇帝处理公共事务不当的一个毁灭性的指控。圣丹尼尔率领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居民前往郊区皇帝藏身的宫殿，一路上用精神方式对民众进行心理和肉体治疗。当卫兵阻止人群进入时，这位圣人指示民众跟着他做《圣经》上的象征性动作，掸去身上沾染的宫殿区的灰尘。他们的动作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大多数卫兵受到感动，背弃了自己的主人而加入这位苦修僧的队伍。皇帝派人追着离去的圣人请求他再返回来。但是这一切都徒然了。最后，皇帝不得不到大教堂拜见圣人，匍匐在他脚下。为了让丹尼尔重新回到岩项上的住所，从而保住自已的皇位，他最终被迫付出的代价，向东正教做公开忏悔。”[2]

　　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徒个人的道德力量影响民众，从而对王权非正义、非道德的行为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大一统的教庭这一组织形式，但基督教教徒以个人的品行与威望对世俗王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权不得不慑服于基督教教徒的精神力量。

　　到了公元11世纪，基督教开始走向自己的鼎盛时期，基督教将自己的信仰制度化，形成了自己的大一统教会。利用这一大一统的教会对世俗王权进行道德、精神上的干预。

　　11世纪，托斯卡人希尔德布兰和他的继承者在东罗马帝国一个遗弃了的边远市镇里，成功地创立起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体制。这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组织体系，使罗马教皇在人类心灵中拥有的帝国，要比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的帝国伟大得多，仅就实地而言，它就囊括了西欧的大片土地。[3] 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处于高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制度化组织之中。这种制度相对尘世王权而言有相当的独立性，甚至其鼎盛时期还可对“承认教皇权力的地方社会的政治独立提供保障”。[4]

　　故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在组织方式上有一个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保障了基督教可以以精神、道德的力量干预世俗的权力，当这种世俗的权力以一种非道德的行为行使其权力之时。

　　所以，基督教为了把他们自信是真理的精神财富传播给尚未觉悟的世人，他们建立了大一统教会，以与世俗的政权相抗衡。在基督教看来精神的力量高于世俗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独立于王权的重要原因。

　　其后，由于基督教会自身的腐败，基督教的影响渐趋于式微。但经过宗教改革，尤其二十世纪后，基督教彻底与政治权力无关。失去权力的基督教，并没有失去其固有的对社会非道德的批判力量，没有失去以精神力量干预世俗政权的历史传统。或许正因为基督教失去了政治权力、失去了以中世纪那种以具体权力干预世俗权力的力量，基督教也失去了因权力而产生腐败，此时的基督教才真正以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生发源泉之一。

　　从上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的。正如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言：“它（基督教）是对这个政权的一种社会反动、一种心灵的抗议。”（同上）基督教整个历史都立足在精神力量高于世俗力量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立足在心灵对世俗世界非人道、非正义的抗义与批判上。

　　与基督教起源不同，儒教源于术士。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六艺）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后来儒家之来源也。艺士不仅可以任友教，知书、数可为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3

　　“儒”起源于艺士，艺士地位非是受压迫者，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艺士这一友之地位，就决定了他与王权的合作性，只有通过合作其才能以其艺能为进身之途辙。

　　儒的这一起源就决定了儒教从其源头上而言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合作性。如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体现了儒教在其精神实质上是要与王权结合建立一种以仁为精神的王国，这种合作是和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皆是从非压迫者的地位出发建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国。其后汉代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儒教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

　　但从孔子起，孔子意义下的儒虽未改变与王权的合作性质，但却与术士儒有着本质不同。这种不同也正孔子所谓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

　　所谓君子儒，虽欲进身，但非为进身而进身，进身之前提是以实现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施仁政于天下，大行王道。若不能行王道理想，则邦有道则进，邦无道则藏，正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是孔子意义的君子之儒。

　　所谓小人儒，仅把艺能作为进身之途辙也。为进身进身，非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为其进身之前提。

　　故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从总的精神来言，儒教与王权之关系非如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儒教与王权之关系，多是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儒教的仁义礼智信要通过与王权的结合来实现。而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乃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但王权从精神与道德上要受到教权的批判、要受到教权的约束。基督教精神的力量要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基督教多从道德的角度对世俗王权进行批判。

　　从儒教的历史来看，正统儒教与王权是合作批判的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王权解决自身的不足，完善王权的统治，从而实现儒家行仁义于天下的王道思想。

　　儒教对王权之批判，非如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纯粹是一种精神力量高于王权力量式的批判。尽管儒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对王权也有过许多批判，但在性质上儒教是与王权合作的，故王权力量往往将儒教作为一种统治之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有之事实。

　　“汉武帝即位后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继法术、黄老之术后的第三种‘安宁之术’”。1

　　基督教与儒教起源不同决定了各自的组织方式也是不同的。

　　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故其在精神上就对世俗政权有一种先天的道德批判。为了维护这种先天的道德批判，基督教有必要建立起能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形式。由于基督教在组织方式上有一个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就保障了基督教能以独立的精神、独立的道德的力量干预世俗王权。

　　儒教在起源上是与贵族阶层密不可分的，儒士多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即便是孔子，其先为宋国贵族，来鲁后早年曾为委吏、乘田等小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历史上儒士之发生实际的政治作用是以王权组织形式为前提的，即便是君子儒，也是要“用之则行”，“舍之”也只有退而藏之了。如孔子大道不行，退而授徒。儒教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儒教在组织方式上不可能如基督教那样，完全建立一个独立于王权的大一统教会，以实现其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实现其对王权的精神干预。

　　儒教的组织方式是与王权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的，没有对王权的结合与控制，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则仅能是一种文化，而没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如东汉后，两宋前，释老大昌，释老皆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只有儒教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仅以一种文化或依存于政府，或散落于民间。此段历史期间，儒教对社会的道德批判，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绝无有西方基督教那种，以一种强大的大一统教会形式，形成对王权的干预与道德的批判。

　　从历史上来看，儒教没有基督教那种独立于王权的宗教组织形式。其与王权的关系是一种合作性、批判性的关系。

　　问题是：当今西方基督教虽已失去其大一统的教庭，失去其直接干涉政府的权力，当由于其历史渊源，其至今仍有一个独立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形式，通过教堂以传教的方式，对社会大众进行道德教化，对社会非道德、非人性的现象进行批判。基督教通过布道的方式使芸芸众生在精神上有一种归依感。

　　传统中国儒教以其特有礼教形式对大众的道德教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经过160年的社会变迁，儒教已基本上失去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但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民众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教化形式。传统儒教经过改革，其能否以什么样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皆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日时代是东西方大融合的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中国民众的道德建设，不可能是没有历史继承的。儒家，学也好，教也好，其应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发展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首务。结语：

　　儒家文化如何在今天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一是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一是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

　　第一种情况是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今的表现形式，即整体的古典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但其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那个民族日常生活中，并成为那个民族的精神创造源泉。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1840年以后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否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左倾路线的影响，儒家文化在大陆上遭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汉字相生相灭，除非汉字消亡，否则儒家文化必有其重新生长的源泉，只要使用汉字的种族存在，儒家文化必不能被政治运动所毁灭，因其成就了中国人的极富人性的成熟智慧的心灵，离开儒家文化中国人固有的智慧心灵必丧失其极富生机的原创性。

　　当代新儒学的兴起，观点上虽有种种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兴起且得到广泛的相应，无疑是源于中国士人成熟智慧的心灵深处，源于中国人离开汉字就不能进行一流思维的历史命运。做儒家文化之于当今中国社会必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社会一样，必构成当今中国文化生发的重要精神源泉。

　　第二种情况即“儒教”之于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

　　关于此问题，余英时教授在1988年夏末新加坡举办的“儒学发展问题及前景”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个观点：制度化儒学已死亡，它已成为一个“游魂”。

　　从现实来看，余英时的观点有充分的依据。但问题是：一国之发展非仅是一国士人之发展，其必要有一国大众良好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否则该国之发展必是没有道德根基之发展。没有严格道德约束、严格道德自律的民族，必是精神涣散的民族，此已为中外历史经验所验证。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必要有一良好的国民道德素质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要有一良好的教化民众的道德教育形式。现代中国是否有适合对普通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组织体系，若没有那么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上有着完整制度化的“儒教”曾经起到了很好的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但作为制度化的儒教已消亡，我们现在是否还能建立起类似传统儒教那样对民众道德起着良好教育作用的道德教化形式？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与王权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化的儒学已消亡，但儒家切于人伦、极高明道中庸的人文精神并没有消亡。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果真就不能从其深厚的文化精神中创立出适应当今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形式吗？果真就不能从其曾经有过的礼仪制度中，重新建立起一种适应当今中国民众道德教化的制度化的儒教吗？

　　否极泰来。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一个适应自己本民族的教化民众的道德教化制度，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是仅针对少数人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必定是源于对这个民族所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源于对这个民族普通民众道德问题解决的文化，一个失去对普通民众教化的文化必不能达“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界。当中国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旧的有效的教化民众儒教制度被打破，21世纪的中国民众需要一个切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教化方式，否则中华民族必是一个没有精神创造力的民族，一个没有严格社会道德规范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大众没有严格道德约束的民族。

　　周礼崩，出孔子，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郁郁文哉，吾从周”。终建立起有别于仅把“艺能做为进身之途辙”的儒学，一种行仁义于天下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儒学。

　　160多年的社会动荡，中国失去了固有的教化民众的制度化的儒教，失去了教化民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形式。当今中国需要再有一次如同孔子、董仲舒、韩愈、朱子、王阳明那样一次伟大的文化创化。

　　肇始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的新儒学，后经牟宗三、唐君毅及众多大陆学者之发韧努力，新儒学在海内外华人界已形成较大影响。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新儒学学者源于传统、汲取西方文明成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当今新儒学之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努力在社会层面上尚未显示出教化大众的意义，这就需要今日新儒学学者及其它一切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转变观念，对传统儒教进行一次制度化的伟大变革，以解决12亿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因为一种文化若没有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保障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文化只能是大学里象牙塔的文化，而非是这个民族进行精神创造的源泉，非是这个民族道德的依据。若此，这个民族的文化因丧失了其对大众道德的关注，丧失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则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上必丧失其发展的源动力。

　　历史上的中国儒教非如基督教那样有着自己独立于王权的大一统教庭，今日儒家之发展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教庭，但今日中国需要一个有效的道德教化组织制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但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永远都是在如孔子般伟大的创化中向前发展的，历史永远都是在继承历史中不断开始的。今天中国仍需要孔子般伟人，以为中国建立起适应中国民众的道德礼仪教化形式。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既需要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更需要12亿中国民众需要有严格的道德约束与道德自律。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约束的民族，必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道德约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没有根基的复兴。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在21世纪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教化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这一切皆需要士人的努力。

　　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

　　作者联系方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科所 邮编：518055

　　[1] 《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40节。

　　[2] 《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 同上，第179页。

　　[4] 同上

　　3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6页。

　　1《壶里春秋》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