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3日 00:15  魏永征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在1991年写了一篇题为《苦柚》的散文，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全国性的奖励。到前年，忽被指为抄袭之作，并且言之凿凿，是抄自小学语文课本第八册。他赶紧找来课本一看，这正是他的《苦柚》！事实上不是他抄袭了课本，而是课本“悄悄地”收入他的作品却“遗漏”了他的署名。

　　他从此开始了同出版社的漫长交涉。是非很清楚，错在出版社，后者也向作者道了歉。但是事情并未迅速了结，双方争议要点简单说，就是出版社愿意支付1.2万元作为一次性赔偿，从此“无限期使用”这篇作品，作者不再主张获酬权。而作者认为这显失公平，要求按7年来出版的课本总数支付印数稿酬，对课本的录音制品支付稿酬等。目前纠纷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对于作者诉求是否合理且不评说，而案件本身却使我颇有感触。

　　著作权法属于民法部门，著作权发生的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任何一方不得强制另一方等等原则，这些在今天都是常识。但是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那样，由于一切权利总是意味着以同等的尺度来对待不同等的主体，那么它必定是默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多数情况下，媒介相对于作者拥有天然的强势。一边是面向全国莘莘学子的大出版社，一边是江西老区新兴城市里的普通工人，能够平等吗？前者看见这篇作品好，就可以任意取用，就可以“丢失”了作者的署名、“忘记”了支付稿酬，持续七年之久。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撇开其他一切不谈，至少是钱在它手里，技术在它手里，传播网络在它手里，你作者有吗？所以作者总是有求于媒介。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主要是那些大作家、大官员、大名人的作品，或是某些非常重要非常精彩出色的作品，那时强弱之势就可能倒过来，就是媒介有求于作者了。当然这种态势是很少的。

　　法律就是要在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尽可能的平等，所以法律总是向弱者倾斜，著作权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而作者就是指自然人，单位主持创作只能“视为”作者。正因为有了著作权法，《苦柚》作者才有可能同出版社平起平坐地打一场民事官司。

　　媒介的权利当然也是要保护的。除了媒介主持创作的作品外，媒介的权利主要是传播者权，这是指媒介对自己在传播他人作品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传播作品”所享有的权利。传播者权又称邻接权（neighboring　rights），这个名词起得很妙，是说它只是邻接在它所传播的作品著作权旁边的，而不应当涉及以致损害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法律规定的编辑作品著作权，如果编辑者是媒介单位的话，那么这同邻接权也差不多。比如那家出版社对于它编辑的课本整体享有编辑著作权，而其中每一篇文章的权利仍然属于各自的作者。但是现在一些媒介对此很不满足，总是想从它所传播的作品中再获得一点什么。那家出版社就不理会十年专有出版权的法定优惠，而要“无限期使用”别人的作品。那些连专有出版权也不享有的报刊居然宣布本报（刊）发表的文章版权归本社所有，谁要转载得付“作品使用费”，似乎作品经它刊登，就成为它的了。至于那些乱摘乱转，分文不付，更是鼠窃狗盗，等而下之了。

　　所以我还是要说一句有些媒介同行也许不高兴的话：著作权法着重要保护作者个人的合法权益，而贯彻著作权法的关键是在媒介，媒介的著作权意识，保护作者合法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