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编辑由于职业技能及知识层次水平的原因，已成为法律意识相对较高的社会群体。但是，毋庸讳言，记者、编辑的证据意识还相当淡薄。没有证据意识，法律意识还是不够完整的。记者、编辑们往往以为，不打官司是用不着考虑证据的，证据是律师们的事。其实，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很强，采写时间紧迫，再加上一些被报道对象的各种人为因素，报道之后发生一些纠纷是难以避免的。遇到纠纷，解决纠纷就成为不可回避的事情。当然，解决纠纷，未必都得对簿公堂；但任何纠纷的解决，必然需要双方以各自的证据材料作为权衡利弊的基础条件，不论是谈判、协商，还是诉讼。

笔者试举实践中几个普通的实例，来分析一下发生在新闻工作者身边的证据问题。

实例一：报社在某局机关的特约通讯员发来新闻报道稿一篇，报社记者、编辑没有作翔实调查核实，仅仅简单作了编辑处理后，即与发表见报。事后，被报道人指控报道失实。某局出于逃避责任原因不给报社出具相应供稿证明；而记者、编辑又没有完整保留通讯员的原稿，更无从得到某局机关的签署盖章的授权文件，难以以新闻特许权为由提起免责辩解，导致纠纷中被动。

实例二：记者发表一篇批评性报道，时间相隔近两年时，被报道人起诉指控记者文章侵犯其名誉权。而此时记者手中相关报道的采访资料早已不知去向，甚至想不起事情的前因后果，被采访人也是无从查找了，应诉工作自然非常被动。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一般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被报道人往往利用此规定玩一个“时间游戏”，打报社一个措手不及。记者对文章底稿、采访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保全不够，成为此类事件新闻单位的一个致命伤。

实例三：夫妻二人发生离奇婚变，男方主动找到记者提供个人生活信息，并口头同意发表相关二人故事的文章。文章公之于众，而女方则指控记者文章侵犯其隐私权；而提供信息的男方又拒绝作证，并否认曾同意发表文章。最终报社败诉。此实例中，记者的“病根”在于，其一，未经他人本人同意，发表涉及其隐私的文章，实属违法；其二，口头同意或授权毛病多多，若其事后反悔，则记者落入毫无凭据的地步，此类授权还是书面的正式一点为好。

实例四：报社某记者外出采访时，途中目击一起事故。记者便临时起意，马上写了一篇稿子发给报社发表。后来事故当事人提起诉讼。记者由于认为事件是自己当场目击的，并没有采访其他在场的人员，也没有采访事故当事人，结果导致稿子原本叙述真实却又无从证实的尴尬局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报社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比较被动甚至败诉，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证据意识淡薄难辞其咎。

记者、编辑要提高证据意识，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新闻报道叙述事实时一定要客观真实，要有相关的可靠材料予以佐证。这些材料包括采访笔录、相关录音、照片或录像等。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要用事实来说话。采访时的“事实”，需要由相关的材料来证实，这些就是发生纠纷时用来说理的证据。记者、编辑出稿前，一定要清醒地问一下自己，这篇稿子是否经得起推敲，内容是否真实，材料是否充分。切忌调查不扎实，便凭空想象，主观捏造，或夸大其词，好大喜功，只逞一时之快，不求文章真实。

二、对相关的材料要有证据保全意识，就是把相关证据材料保护好。比如，文章底稿要备份、存储，以备不时之需。采访笔录，录音材料或照片、磁盘信息要郑重保存。与文章相关的其他的材料证据都要收集起来，保存好。

此类工作如果记者或编辑本人实施起来有困难，可以安排专门部门或人员来负责管理。

三、要注意文章材料的合法性。首先，形式上要合法。比如，采访笔录，一定要有被采访人的签字或盖章，被采访单位的盖章签署，以保证采访内容的合法有效。其次，内容上要合法。报道文章中不得有违法内容，比如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除非本人书面同意以外，文章不得叙述；文章不得对被报道对象有恶意侮辱、诽谤内容等。再次，方法上要合法。法律不允许用违法的方法来收集或取得相关材料。比如进行偷录、偷拍时，要考虑避免出现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