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

    2010年2月21日，我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逝世。按照张仃先生生前的愿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教育界、艺术界、设计界学人通过追思会，缅怀这位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时间的洪流可以阻隔人生的脚步，但杰出的人终将在历史的坐标中标的出清晰的位置，熠熠生辉，不可磨灭。张仃先生是这样的人。作为新中国设计艺术的奠基者、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领路人，他参与塑造新中国的国家视觉形象，设计政协会徽、开国邮票，参与国徽、“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设计，参与开国大典美术设计以及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改造，并主持设计1951年至1956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在设计中熔铸艺术传统、时代风貌和民族精神，展现属于时代和人民的视野和理想；他开启新中国装饰艺术的风尚，植根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融合国外现代艺术新机，热忱执着地通过装饰艺术将表达人性中最本质最真诚最美的东西，主持设计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标举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生机，开启了新时期充满活力的艺术气象；他引领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通过领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设、构建工艺美术学科体系，确立了新时期工艺美术教育以及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培养、影响的一批批学人在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教育和产业实践中发挥着持久、不息的作用；他创新焦墨山水，在艺术创作与理论阐释中展现着关于审美、关于生命的表达与思索。
    如果说优秀的艺术作品将在世人心中留下长久的喜悦、感动或者震撼，优秀的设计将融入、改善、美化人们的生活，提升生活的境界，那么，关于艺术、关于设计的教育无疑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张仃先生身体力行，融通艺术创作、设计实践与艺术教育，留给我们良多启示，启迪我们把握艺术传承发展的根基，怀有民族精神的追求，正如先生曾说，三十多年来关于工艺美术教育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民族、民间”。 

一

    回顾张仃先生的教育道路可以看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拥有践行艺术、学术理念的空间，也肩负开拓发展工艺美术教育的重任。尤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文化的、政治的变革与洗礼之后，标举民族、民间艺术传统的意义，有赖深厚的学养和可敬的胆识。由此，不仅确立了工艺美术教育的根基，更在民族文化的脉络与谱系中起到了续写、承传、光大、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知守很深，他关注民居建筑、土纺土织、风俗年画、乡土玩具、舟船车马以及皮影、剪纸、土陶等民间工艺器物，“走南闯北，寻远古岩画，临墓室、石窟壁画，找古籍版画，收民间年画，访各地民窑，藏历代名画，买明式家具，拓汉砖与石刻，集历代图案与纹饰，购民间绣片、剪纸、玩具，考察金、银、玉、漆、铜、铁、土、石、木等各类雕、刻、塑，均研究而不忘”。谈到民间艺术，张仃先生曾说“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而不喜欢团龙五彩锦缎。相对而言，民间艺术是不够成熟的，有的甚至粗糙，但它有清新之气、自由之气、欣欣向荣之气。”致力于扶植和抢救民间艺术，他积极整理、挖掘民间美术宝藏，抢救、收藏濒危的民间美术珍品，呼吁保护民间艺人，并大力宣传和介绍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编写民间艺术出版物，策划相关学术研讨，亲往山东、湖南指导手工印染，在南通蓝印花布和彩锦绣工艺方面，亲自设计、指导工艺生产，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融会、表现民间艺术的精神意蕴。
    张仃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充满艺术的生机，是几十年来人们自觉争取的文化普惠方式，指出“许多民间艺术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练而成的”，“民间艺术非常新鲜，没有任何污染，是最纯洁的艺术，而且直接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清新刚健，是非清晰，爱憎分明”，主张学习民间艺术不只是学习形式，而是从民间艺术作品的造型装饰中，研究美感以及艺术的表现精神，研究功能，并寻找其社会学、民俗学的根据，从而不仅把握民间艺术语言的独创性、剖析艺术规律，同时结合生活史的调查研究，发掘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研究发展工艺美术、工业设计具有规律性的因素，应用于当代设计。正因为重视将民间艺术的鉴赏、感悟、吸纳、借鉴上升到理论研究高度，张仃与庞薰琹等前辈最早推动了我国工艺美术的历史研究和建设，发起了70年代末著名的北京“西山全国工艺美术教育会议”，对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的学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针对民间艺术理论研究的不足，张仃先生也曾尖锐地指出“学人的朦胧，远比民众的朦胧和民间艺术品进不了博物馆更带有悲剧色彩！”
    在张仃先生的带领下，中央工艺美院在初建时期即形成了注重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的学风。当时，学院建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艺术工作室，并请剪纸艺人及民间印染、装裱、壁画名师传授技艺。通过民间艺术抢救工程，学院收藏了一批濒危民艺珍品，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成为宝贵的财富。据说，在张仃主持学院工作时，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各系师生深入生活、到基层实习时，都要把“到民间采风”列入教学计划，要强调“学习民间，搜集民艺”，形成优良学风。国外交流中，同样重视民间艺术学习和交流。张仃先生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贯彻到教学体系中，言传身教，推动了一批批学子走向生活并植根于民间艺术的沃土。人们因此评价张仃是“一场静悄悄的民艺运动的总指挥，缔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灵魂性的学风”。
    值得铭记的是，作为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张仃先生不仅在教育实践中推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工艺美术教育的风向标，而且悉心地关心和指导我国工艺美术院校、民艺研究学者的成长和发展。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建校之初即得到了张仃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先生多次亲临学校讲学、考察，指导学科建设和教学发展，积极推动学校升格为大学，促进学校树立植根民族民间的教育理念，并于九旬高龄为学校题写校训，对学校发展寄予期望。今天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以民间艺术教学与研究作为重要的办学特色，建立民艺博物馆，收集民艺作品，开展田野调研，聘请工艺美术大师授课，并积极就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开展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研讨，在师生的艺术创作、设计作品中，已体现出充满文化意蕴和创作活力的民间艺术精神。从中亦可见先行者指导引领的重要作用。作为民艺研究的学者，我曾亲聆先生教诲，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诸多活动中以及陪同先生访问考察的过程中得到先生指导，获得了关于设计、关于绘画的宝贵启迪。在就工艺美术教学和民艺研究向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收获良多，先生在为人、治学以及创作方面的教诲令我受益终生。相信所有的敬重感佩也将化作更加坚定的前行的力量，鞭策我和广大受教于先生的学者、教师不断努力。 

二

    应该说以民间艺术为根基，是一种情感、一种素养、一种立场、一种精神的诉求。张仃先生曾在谈话中指出，“民间的影响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我来自民间，我始终认为我是与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与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感同身受的”。这样植根生活，植根于优秀的艺术传统，从积累演进的传统中汲取智慧，穿越形式与技巧，把握关于生活、关于美更本真的内涵，是一个艺术家所必修的，更是艺术教育应当传达和培育的理念。
    人们曾这样回忆张仃先生授课，他总能“从方法技术讲到哲学的理性思考。通过字体和书法讲授审美精神，讲授审美品格的定位，讲授用笔力量的气势和内涵。把一般美术教育提高到审美教育的高度，使学生绘画技法的认知与理解升华到具有本质精神境界和具有生命力的追求。”因此在从装饰观出发的工艺美术教育中，发掘、汲取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真正获得的是质朴清新的艺术精神和真挚美好的生活理念，并通过装饰这一兼容并蓄的形式，散播美的理想。也因为这一深层次的追求，从而真正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坚守传统的根基并以开放的视野吸纳融合国外优秀的艺术语言与理念，保护传承民间工艺并积极发展当代设计。张仃先生尝言，“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间艺术除了同样基于民间性的根底，同样具有装饰性之外，还有相似的表现方式，表达出同样的艺术精神：那就是新鲜、纯粹的人的最本质最直接的情感”，“把民间的清新之气放到现代设计中”。
    虽然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生活形态演变、学科体系建构，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发生着称谓、观念、应用等不同层面的更迭演变，但植根民间艺术的教育理念仍然具有持久、深远的意义，因为不能割裂的是与传统文化、当代生活的联系。尤其在信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传统的发掘、发展已经不是被动的坚守和保护，而是民族文化情感寄托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设计教育更应当培育关于传统、关于民间文化的情感，培养学生感知、理解、吸纳、融会民间艺术的素养，确立文化艺术传承发展的责任和追求。事实上，也只有形成了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领会，才可能真正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吞吐能力；只有真正把握了民间关于生活、关于文化、关于审美的诉求，才能真正形成具有生命力、具有广阔应用空间的设计。先生曾指出“在展品上加花边，不等于贯彻了民族形式，水利模型上加龙是最坏的设计。飞天可以和丝绸结合，但不能乱用”，并因此感叹“设计难于绘画创作”。这同样警示我们，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融通传统的精髓，才能形成有创造、创新意义的设计。

三

    以民间艺术与生活、以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发展工艺美术及工艺美术教育，最终指向的是生活。在总结自己的艺术道路时，张仃先生曾言“根，在祖国大地上；根，在民间艺术中。艺术为祖国，艺术为老百姓。”他提出“搞工艺美术是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服务，要美化生活，要使生活艺术化和精致化”。因此身体力行以装饰承载艺术理想，希望通过装饰从美化自身到美化器物，再扩大到美化环境，进而上升到了“文化发达”的范围和社会美育的范畴，改变国民的生活，并通过壁画创作、展示设计等一系列工艺美术实践，生动诠释了公共艺术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
    毫无疑问，当前以及今后的工艺美术教育、设计教育仍然需要这样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关于美、关于真、关于善的追求，也是具体地改善美化人们生活的追求。正如现代设计从对功能的关注转向了对生活方式的思考，从对于“物”的设计深入到对“事”、对“理”、对“情”的关注，根本的着眼点也在于生活。“必须从基础教学就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艺术追求的方向”。艺术教育、设计教育应当树立这样的目标和方向，真正发展艺术、工艺、设计以提升人们生活的境界。
    事实上，树立艺术的追求、设计的理想，不仅将使涉及设计伦理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不仅有助于培养设计师和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将有效地拓展广大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视野和胸怀，提升艺术的创造力和品格，这也往往是艺术家修身立业的基础所在。在论及国画时，张仃先生常强调 “中国画是阅历、修养、功力的积累。涵养不到，格调、境界也就不到。这不是靠巧智可以捷达的”，指出“中国画的线要经过千锤百炼，有刚有柔，有血有肉，并能表达一个物体的质感、量感、空间感，它是有生命力的。线能表达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气质、人格。中国画的线太不简单了，仅从线条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全部修养。”无论艺术创作，还是应用设计，理想的追求、坚实的基础、不断升华锤炼的修养终是最重要的支撑。工艺美术教育不只是技艺的传授，更是文化的教育、审美的教育、人格的教育，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有担当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在工艺美术教学中，我一直提倡民族民间两个概念。工艺美术设计也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张仃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努力实践的。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更是期望和勉励，任重道远但充满无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