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华社评冯巩《幸福马上来》:久违的冯氏“百姓喜剧”

　　可以说，当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满足了观众对喜剧电影多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开心麻花团队、大鹏、陈思成喜剧电影的强势崛起，打破了传统上冯小刚的讽刺喜剧，冯巩的百姓喜剧两支“冯氏喜剧”力量并行不悖的格局。“冯氏喜剧”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有着类似的主题，都是以语言幽默演绎市井百姓的悲欢。但同冯小刚喜剧相比，冯巩的电影则显得较为温和，其幽默风趣也承载了一定的道德批判和文化批评，但更为接地气，反映百姓生活，讲述百姓故事，从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中以小见大，幽默又温情，智慧又淳朴。更重要的是，冯巩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代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表情、一个滑稽动作的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到《没事儿偷着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冯巩塑造了谈吐幽默，质朴善良，在现实困境中保持乐观的市民形象。他塑造的喜剧人物形象往往能令观众会心一笑，从中体味百态人生，感悟人间滋味，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一样也不少。

　　近期上映的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也是冯巩这样一种喜剧创作理念的延续、深化和拓展。作为冯巩间隔十年重回大银幕的新作，影片不仅在喜剧班底上秉持了“黄建新+冯巩”的监制导演组合，在影片中冯巩角色与其过往的电影人设也高度一致，延续了具有人格魅力的市民形象，以平民化的视角，幽默的语言，小中见大的精神，朴实憨厚的表演，在温情的故事中带领观众体验百姓人生况味。

　　影片较为成功的地方仍体现在语言幽默上。相声演员的出身，奠定了冯巩电影语言的通俗性、幽默性以及独一无二的“对话感”“代入感”，排斥书面化和文学化从而形成了一套真实自然的喜剧话语，使其电影具备了一种天然的“相声电影”风格。冯巩在本片中也成功地借用了天津相声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方面将与老搭档的视频对话进行穿插形成全片章节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将观众已经习惯的冯氏相声风格化用在插科打诨的台词中，从独特的语言视角入手，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了基层百姓、市井小人物身上的辛酸苦辣。

　　与此同时，影片基于重庆原型人物拍摄，冯巩在其中进行了大胆的方言尝试，将喜剧语言从以往的纯北方方言转向重庆方言的演绎。电影中不太标准的“重庆普”，都是由北方喜剧明星来演绎。尽管以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的角度看，冯巩以及《幸福马上来》的其他演员，说的“重庆话”都不太地道，听着也不过瘾，但这种“重庆普”能够让更多地域、更大层面的观众第一时间听懂并发笑，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喜剧效果。喜剧电影的第一功能就是第一时间逗人发笑，不可能留给观众时间去进行语言转换或者说想一想，那样的话肯定会导致喜剧电影创作的失败。这也是影片为重庆话、“重庆普”“走出去”而作的努力，借此扩展重庆文化传播的新路径;而将重庆俚语以“北京话，天津话，广东话”所作的类比，也能看出这种推广的用心良苦。言为心声，影片中的重庆方言集中展示出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征和生活态度，各色人等的重庆方言表演成为一种塑造人物形象最直接有力的叙事手法，俏皮幽默，通俗生动，又贴近生活，使一众热辣可爱的重庆角色在银幕上鲜活了起来。事实上，方言的运用往往包含了地域文化要素的输出，这种“北方明星+重庆普”的设置就是将重庆文化和重庆性格与观众熟知的北方喜剧明星大胆结合，使得重庆方言也有可能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喜剧化语言，并结合重庆地标和重庆美食，形成一定的重庆景观展示和较浓郁的重庆风格。

　　另一方面，《幸福马上来》凭借冯巩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组建了全明星的喜剧团队，顺应了当前商业喜剧创作的潮流，以及为市场化所做的努力。在语言幽默的基础上融入了多类型元素，则是冯巩喜剧在当下新电影创作环境下的思考和创新。尤其是其中动作元素的穿插，冯巩化身“成龙”，亲历惊险动作场景，让观众担忧、揪心，其敬业态度乃至“拼命三郎”精神亦可见一斑。这种创新思考也体现在叙事结构上：影片多线并进，一是家庭危机，二是事业危机，三是工作危机，分别对应了家庭矛盾，价值冲突和社会问题。三者之间有各自独立的故事框架和人物线索，相对独立却又互动交叉。三条线索采取了多种喜剧手法来区分结构，体现了冯巩喜剧电影创作的与时俱进。比如家庭危机是以传统的误会法来结构矛盾，而事业危机则多发挥了语言幽默的优势，工作危机即具体调解的事件则采取以恐怖、警匪、动作、甚至歌舞的类型元素来复合新的喜剧体验。虽然三条线索各自独立，但其叙事核心精神是统一的，都是通过喜剧桥段塑造出乐观、坚韧、善良又不乏幽默的百姓角色，并以此折射人性的宽容与温暖。

　　《幸福马上来》是基于重庆基层金牌调解员马善祥的真实事迹改编。虽然喜剧创作在手法上强调夸张，但贯穿笑声的核心依然是调解工作的实质：沟通、包容、和解、和谐。这也是冯巩喜剧一贯秉持的温暖现实主义及温情精神。冯巩在表演和精神层面演活了真心实干，为基层百姓服务，化解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调解员，再塑了全社会调解员“形象”。前述三条线索对应的家庭矛盾、价值冲突以及社会问题，在影片中均通过包容理解与真诚沟通得到解决。影片中涉及的碰瓷、飙车、离婚、拆迁等涉及社会热点的矛盾事件，都是以调节的努力来化解。这些温情的串珠故事，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都彰显着一种健康、向上、积极的和谐精神，从而也强化出调解员人格的力量和普通百姓生命的温度。

　　如今正值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大力度解决中国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多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近年来陆续迸发的《战狼》和《红海行动》等主流大片，讲述着大国故事的宏伟巨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幸福马上来》这样以小见大的高质量喜剧电影，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传递现实主义的温暖和向上向善的力量。《幸福马上来》这样的喜剧电影有如一面镜子，不仅要能惹人笑，而且要能正衣冠，“出出汗”，在笑声中思考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