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剧照。 李春光摄

　　今年是《哗变》演出30周年。北京人艺从10月1日开始，连演十场，演出前半个月，开票当天，票就全部售罄了。一部作品能引发观众30年不变的观演热情，不得不说，《哗变》已经成为一种话剧现象。在我看来，它也是北京人艺对于经典传承的一个优秀示范。

　　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充分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提倡让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引进来”，《哗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的。当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先生，在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先生曾将《茶馆》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为北京人艺引入了经典名剧《请君入瓮》《推销员之死》……《哗变》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英先生亲自翻译的。他认为这部戏很有特点。剧中几乎没有场景变化，舞台呈现的就是一个军事法庭现场，演绎着被告、原告、检察官、辩护律师与证人之间，丝丝入扣的质询、充满机锋的唇枪舌剑。全靠“话”支撑，清一色男性角色，这在当时的话剧舞台上也算独树一帜了。

　　1988年，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来到中国执导《哗变》，当时我任副导演。赫斯顿是获过奥斯卡奖的电影演员，同时也是一位导演，在《哗变》中演过魁格这一角色。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掐着秒表排戏的，这种对节奏的严格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旭老师饰演的魁格，精到、松弛，特别是那七分钟的大段独白，精彩至极，直到今天都让很多观众津津乐道。我1987年来到人艺工作，能赶上《哗变》的排演，是我的幸运，可以说影响我的一生，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底子。从这部剧开始，我对人物、对表演、对台词，都有了新的认识。我意识到，话剧首先姓“话”，演员在舞台上首先要好好说话，把话说精彩，说得让人忘不了——这是话剧的根本，也是话剧的魅力所在。

　　《哗变》不仅是导演的课堂，更是演员的课堂。由于整部戏全靠演员的台词来支撑，因此《哗变》也被称为话剧舞台的“教科书”与“试金石”。这部戏的台词密度之大，难度之大，让演了多年的演员仍然感觉到压力。演别的戏，到了下午6点半化妆间外都还有人，可是到了《哗变》，楼道里几乎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大家都各自找一个角落去默词儿了。有的演员在家要默三遍词儿，再加上晚上的演出，感觉一天要演四遍，“真是又想演又怕演”。

　　2006年，新版《哗变》重排，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新一批演员加盟，我任重排导演，朱旭老先生任艺术指导。这个版本一直演到今天，也有12年了。演员们在尊重原著的同时保留鲜明的个人艺术特点，加入自己的创造，而且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每一轮演出都有着新的调整，新的进步，新的积累。两个版本，30年的过程，我都参与其中，我看到了其中所有的传承与变化。它所传承的，是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以及戏比天大、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演员们永远对艺术有敬畏之心。变化的则是每个演员不同的个人风格，以及他们对戏的理解。加上当代中国人对法庭更加熟悉，观众们的体会也更加深入，观演关系更加深刻，立体，和谐。

　　经典重排是北京人艺的一大特色，在每年的演出剧目中占到很高的比例。创造和传播经典是人艺的责任，演出和继承经典也是对演员的锻炼。我希望北京人艺能打造出“经典”的口碑，让观众看到更多最有代表性、文化含量最高的作品。

　　（作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