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然

　　最好的文艺作品，一定可以看见“作者情绪”。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悬浮于现实，而是真正地对这个世界有话说。最近完结不久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展露着这种充沛的作者情绪。

　　无差别杀人事件，仅仅是故事的起点。施害者家属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创伤疗愈、媒体暴力、对精神病患的偏见，这些才是真正要讨论的。但结论很悲观。

　　身为受害者母亲的宋乔安，同时也是“杀人者”。担任着新闻台副总监的她，一次次任由罔顾真相、一味迎合受众的新闻报道释出。在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杀人犯妹妹看来，以宋乔安为代表的媒体，杀的人并不比她哥哥少：“你们拿被你们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而这部剧每集的开端，我们又会看见另一些“杀人者”。就是那些在热门新闻事件底下，发表着激烈留言的部分网友，那些一个个摆出全知全能的审判姿态的卫道者们。但就像剧中的律师王赦质问的：“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谁有标准答案？”

　　有时候，卫道者也是“杀人者”。

　　为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杀人者”？

　　半个多世纪前的《倒扣的王牌》，放在今天看，毫不过时。记者丘克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但他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忠实描摹事实，而是制造真相。事情的起因是，利奥被困山洞，但丘克为了尽可能榨取这则新闻的利用价值，与当地警方结成利益集团，采取错误的施救方案延长援救时间，最终酿成惨剧。原本可以获救的利奥，却被硬生生拖过了最佳救援时机。

　　影片里最荒谬的一幕，是利奥的出事地点——一个荒凉的山谷，短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因为这则掺杂着巨量人工成分的新闻，各色人等汇聚于此。

　　《倒扣的王牌》

　　到底是谁杀死了利奥？是丘克，是渎职的警察与救援队，还有无数被这则新闻吸引的看客们。尽管这其中的每个人都会声称，他们从头到尾，无意杀人。但结果是，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杀人者，或杀人者的帮凶。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杀人者”还自视为正义者。

　　电影《狩猎》的男主角卢卡斯受冤，背上了性侵女童的罪名。就这样，他成了小镇的“全民公敌”。而似乎正因他是罪人，每个人好像就变成了天然的审判者与执法者。他们杀死了卢卡斯的爱犬、他们殴打卢卡斯……整个小镇成为一个猎场，而卢卡斯正是那头被猎枪对准的无辜麋鹿。在观众看来，小镇居民是恶的化身，是人性暗黑的极致展现。但对小镇居民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在替天行道，是良知与正义感的自然流露。

　　旁观者看来乖谬无比的行为，在当事者眼中，从来是逻辑自洽、心安理得、光荣正确的。

　　还记得《盲山》里的那些村民吗？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白春梅，为什么逃不出这个村落？因为太多的村民统统站在了白春梅“丈夫”这边，而这个所谓的丈夫，准确地说，只是一个非法的“购买者”。所有有可能救助白春梅的村民，统统成为了囚禁白春梅的看守者。这才是真正的绝望。所谓“盲山”，其实是心盲无明。

　　《浪潮》

　　为什么叫“我们”与恶的距离，而不是“我”与恶的距离？因为，那些轻易滑向恶之深渊的情况，从来不是个例，而是从古至今的集体沦陷。

　　在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这种极易滑向邪恶的“群体”，无涉理性思考，行动起来倒是很麻利，“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非常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却很可能与卑鄙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这些描述，统统来自勒庞那部知名的著作，英文名为《The crowd》，而中文则译作了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乌合之众》。中性的“群体”一词，其实更叫人们警惕与恶的距离，但谁会认为，自己这一生与“乌合之众”沾边呢？

　　当年那些纳粹成员，会认为自己在作恶吗？而纳粹的“浪潮”，有可能会在今时今日卷土重来吗？身为教师的赖纳，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教室里的多数学生当然持相反观点。为此，一场实验拉开序幕，要证明的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结果是，实验成功了，赖纳的预言成真了，新时代纯良的少年们，重蹈旧世纪纳粹的覆辙。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霎时间覆灭，无条件顺从“群体”才是正确。

　　《狩猎》

　　可悲的是，这不仅是电影《浪潮》的情节，也真实地发生于1967年。一个微型的“纳粹帝国”轻而易举地诞生在美国的课堂，告密、暴力、专制……迅速地在少年们的体内疯长，最后以一死一伤的悲剧结局收尾。

　　所以，到底谁才是恶人？李相日导演的《恶人》中说，每个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每个都有作恶的冲动与嫌疑。青年祐一是谋杀犯，当然是大众眼里的恶人，但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貌似无辜者，同样是恶人，比如失职的父亲，比如市侩的母亲。

　　《圣经》里有个故事，说的是行淫的妇人，按摩西律法要被众人用石头打死。这时，耶稣站出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我们会是那个拿起石头的人吗？还是我们在心里早已无数次拿起了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