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引发不少争议，其中比较大的一点集中在孙红雷的演技上。很多观众认为孙红雷的演技在这部作品中出现滑坡，更有人将原因归结为孙红雷投入大量精力参与真人秀节目造成的后果。

　　关于真人秀到底会不会稀释演员的表演能量，一直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目前跨媒体的文艺环境之下的明星形象建构，以及当演员从综艺节目返身回到影视作品中时，展现出的是不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那个形象。

　　作为影视明星的孙红雷

　　首先要厘清的一点是，作为演员的明星，其价值确实体现在商业性上。明星制成为电影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提就是默认明星是推广特定影片的重要促销方式，是承担营销的一个商业策略角色。在明星制成熟的电影商业体系中，甚至连剧本创作都为专门展现明星已经建立的特性而进行操作。

　　但是，明星同时也是符号和文本，即被不同的媒体和类型所塑造的明星形象。1979年理查·德戴尔《明星》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明星研究作为严肃学术研究对象的开始。西方的明星研究经过不断发展，研究议题也在不断增加，但明星研究的核心始终强调了明星的专业表演能力与影视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星的关键要素是特定明星形象的明确性和他们与自己表演的专业角色之间匹配的程度。当演员真实的个性或多或少地、准确和稳定地与他们表现出来的角色形象相符合，也就是说当明星自身和他们专业表演的角色完美融合在一起时，作为专业人员的明星就变得富有意义。同时，明星制与类型制密切配合，明星部分地定义了电影类型，而电影类型也能够用来帮助鉴别明星形象的特性。例如，成龙、李连杰被密切地与特定的武术/动作电影类型联系起来。而金·凯瑞则与某种特定样式的肢体喜剧联系起来。所以，一个稳定的明星形象对于作为专业演员的明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明星的表演与已经建立的明星形象有过大的差异，那些带有预期的观众就会十分失望。

　　即使是在多媒体时代明星形象的扩张中，有经验的明星和明星经纪人也会强调自己明星形象的连贯性，以保证为观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快感体验。比如在多媒体扩张中做得非常成功的影星威尔·史密斯，首先是由嘻哈音乐人进入娱乐圈，然后拍摄电视连续剧。20世纪90年代，史密斯从电视转战电影，并最终加入到一线明星的阵容。史密斯的表演虽然跨越不同的媒体，但他在不同媒体的表演中却一直保持着一个自信而不傲慢、有急智但又容易犯些愚蠢错误的具有很强亲和力的形象。正是这种随和可亲的形象迎合了流行市场的需求。

　　孙红雷的明星形象建构主要依靠曾经走红的影视作品。2009年的《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他作为影视明星最重要的作品。这两部电视剧作品不仅为他赢得重要的奖项，他也凭借自己充满魅力的表演在观众中建立起自己的明星形象。他的明星形象不仅与特定的影视类型有联系，比如军事、警匪、谍战等，其形象特征也与坚硬、凶狠、威严等硬汉形象相联系。这些在他参演的电影中也可以观察到，比如《毒战》《天堂口》《全民目击》等。

　　作为真人秀明星的孙红雷

　　2015年孙红雷开始出现在明星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中。这一年也是国内真人秀节目的爆发年，甚至多家影视公司都一改原来单一的影视剧制作发行模式，开始转向包括真人秀节目在内的跨媒体产品的制作与生产。启用已经建立起自己明星地位的影视演员，成为这些真人秀节目的重要营销手段。真人秀节目试图借助影视明星的商业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盈利，影视明星则可以通过参与节目获取高额片酬，同时通过节目的持续性曝光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作为影视明星的孙红雷，由此成为真人秀明星孙红雷。

　　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艺术形式，真人秀节目本身的媒体特性对孙红雷的明星形象构成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为他塑造了新的明星形象，即真人秀明星形象。在目前学界对真人秀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真人秀节目的狂欢特征。“狂欢”是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的狂欢节时提出的重要概念，真人秀节目就类似于一个带有节日特征的狂欢广场。在《极限挑战》中，明星嘉宾被放置的场景多是人来人往的大街，拍摄不仅不避开行人，还往往将行人拉入节目之中，形成了很强的广场氛围，这种狂欢场景是对普通日常生活的一种颠覆，从而形成一种宣泄空间，让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所积聚的压力进行一种释放。这构成了这档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

　　正是因为真人秀节目作为狂欢空间的需求，明星在这个节目中被设置成类似于中世纪狂欢广场上的小丑国王角色。他们必须摆脱自己神秘的明星光环，通过自我降格的表演来吸引观众的围观，变成人人可以游戏的对象，进而完成从“国王”向“小丑”的转变。这决定了真人秀中的表演必然是夸张的，甚至带有闹剧的特点。孙红雷一改往日影视剧中的硬汉形象，其自恋又爱卖萌的表演就是为了适应真人秀节目本身的定位。为了凸显狂欢化的特色，真人秀节目甚至故意采取间离甚至反讽性的使用他影视明星形象特质的方法。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极限挑战》里众人对孙红雷高颜值的称赞就是一个典型的广场式的赞美，带有浓厚的反讽性质，“颜王”称号就是这种反讽的符号表达。

　　《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的孙红雷：明星形象的错用

　　不可否认，我们目前的确处于一个跨媒体的文艺时代。对明星来说，参与不同媒体艺术的表演是在跨媒体时代实现自己明星价值的重要途径。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提出，跨媒体叙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以电影作为开头，进而通过电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展开进一步的详述。这说明，不同的媒体形式确实需要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所以如《极限挑战》这样的真人秀节目，与传统的影视作品在表达方式上必然出现差别。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明星形象的跨媒体使用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在不同媒体上明星形象如何进行调整和适应的问题。

　　从孙红雷在参加《极限挑战》之后的影视作品来看，《好先生》和《带着爸爸去留学》这两部电视剧更多使用的都是作为真人秀明星的孙红雷形象。而从观众对明星形象的期待来说，孙红雷在影视作品中所形成的影视明星形象依然构成他在进行电视剧表演时最核心的吸引力。所以，作为真人秀明星的孙红雷形象如果被使用到电视剧中时会让观众产生抗拒心理，这也是观众对《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孙红雷自恋又卖萌的喜剧性表演产生反感的重要原因。如《带着爸爸去留学》这样在电视剧里继续使用演员的真人秀明星形象，还可能持续打击演员在影视作品中已经建立起的明星形象，构成对他明星品牌的破坏。

　　《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围绕孙红雷演技问题产生的讨论，在目前的跨媒体文艺时代将成为中生代明星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不像同样参加《极限挑战》的孙艺兴那样，几乎是完全依赖网络形成的偶像明星，其粉丝主要是网生代的年轻人，他们对偶像的喜爱只是自己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自我安置，所以网生代偶像明星可以不完美，可以只以某种标签就获得大量粉丝。相比之下，孙红雷们的主要价值依然体现在其专业性的影视表演之上。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是上一辈那样完全依赖单一影视作品的传统明星，这要求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明星形象时需要对电影、电视剧、真人秀综艺、手机短视频等这些复杂媒体文艺之间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

　　跨媒体时代确实可以实施明星形象的交叉促销，为明星们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如果对跨媒体的复杂性缺乏认知，错误地使用自己的明星形象，不仅可能消解自己的明星品牌，甚至可能造成明星形象的全面坍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