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穿着棉袄的冯小刚，我觉得这本书起码做到了让我不仅是脱掉了棉袄，也脱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衬衫。但是短袖衬衫里还有背心，完了以后才是一个赤裸的上身

　　早春二月，万物都在复苏。

　　眼见着冯小刚像一只被迫睡了一冬的虫，跃跃欲试踢打着拳脚站起来。2003年春天最初的风里，到处是他舒展筋骨的声音———刚刚才见他四处登台，高声为《卡拉是条狗》喊场，为一部新导演的小制作欢喜得有点儿口不择词，好像还给自己招了点儿麻烦。接下来，3月10日，电影《手机》要开拍，消息已经陆续飞满各路媒体的文化版头条；然后，4月1日，他在2002年最郁闷的那个冬天里写的书，要出版了。

　　关于自己的2002,冯小刚选了一个词叫“蛰伏”，并为此郑重向人确认这两个字的读音。2002年作为导演，他诸事不顺，“想干什么什么不成”，一年里，到处听到他的怨怼声音———“板凳队员”、“因伤缺阵”、“不得两拳出击”……最后，他拿起了笔，“准备写写2002年怎么不顺”，“身经世态炎凉历尽种种坎坷总有一肚子的委屈渴望向人倾诉”。然而，2002年12月23日京城飞雪的那一天，当他用一句“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收尾，放下笔，他的心情已不复从前，书，也完全写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3月3日下午在北四环附近一处简易宾馆，电影《手机》剧组驻地，听冯小刚谈他的书。起初他不断地接打手机，好像在为一个还没定下的演员分神，眼睛也躲闪着不太愿意看人。后来好了，安定下来，3个小时采访，意甚诚恳，而且话语质量相当高，说到兴头上，会突然起身收腿，把自己在沙发上卷起来。

　　访谈冯小刚已是第三次，他次次不让我失望。

　　-你真正觉得有意思的事儿你是不敢写的

　　记者：先问你写这本书的初衷。印象里从《甲方乙方》开始，连着每年都有你的片子，而且差不多都在岁末年初这个时段，据说最忙的时候17天要去21个城市接受采访。是不是2002年突然“空”了，而你已经不习惯在这个时段不发声了？

　　冯小刚：写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而且发现用写剧本无法取代。剧本写了很多，但是越写变得越技术，你知道你描写了好多没用，演员不可能把你的内心给演出来，你只能给他化成台词，变成话。写小说也不行，我特别功利，你要想到一个东西可能写成小说，马上就着急了，就想还不如直接写一个剧本我自个儿拍了得了。

　　写自己的事儿，以前没敢想。一想你就胆怯了，你真正觉得有意思的事儿你是不敢写的。就像现在这个东西，我得躲，东躲西躲。

　　记者：我看出来了。

　　冯小刚：如果我彻底地就无所畏惧了，我觉得写个30万字也能写，而且比这个好看不知多少倍。但那样，恐怕我就甭打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而最早，我还没想到能这么躲着写出来。

　　我跟记者们说“写个书给冬天解闷儿”，那是实话。2001年4月份《大腕》开的机，6月份结束的。从那会儿到去年的九十月份，这已经是一年多了，什么都没干成，我心里头有点儿不适应这个。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就想着，别2002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那时我还没找到《手机》呢，也不知道下边能够找到什么。我就出来一种倾向，特想抓一本子就拍，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为了杜绝这念头，我想与其抓一本子就拍还不如抓一本书就写。

　　等我想好了要写也开始动笔了，这时候就想到《手机》这事儿了，而且没想到刘震云说“我可以写这个剧本”。这样我就特别踏实了，心态反而放松了。如果我不是这样，写书的时候心里可能充满着一腔怒火，什么电影局不通过你这个剧本也好，什么我没辙怎么弄都不行……可能就变成一种声讨的心态，不如意的心态。而现在，有这个《手机》在那儿，就跟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心态完全不同了。

　　-我这个电影现在越来越老得是杂糅着很多别人的意志

　　记者：看你的书，我觉得主要有几部分内容，一部分是说事儿，说经历，比如“好梦”公司的兴衰聚散，比如你的2002,比如你跟徐帆；还有一部分是，像您说的“人到中年，不吐不快”的一些东西，对好些东西的看法，比如“伪另类”有多招你烦；然后还有一部分，平时不方便说，或者当面你说不出来、不敢跟记者说怕他们给说“走”了的话，你在这儿说了，比如说跟冯巩说“巩哥，真的很抱歉”，跟姜文提意见，指出来他最大的敌人是“淤出来的聪明”，忠告“凯爷”陈凯歌，“象牙塔出不得。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儿”。

　　我想问，你最喜欢的，觉着说得最好的，说得最过瘾的，是哪一部分？我最喜欢你写圈里人的部分。

　　冯小刚：有承受力的人，写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写。但很多人，他们的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躲来躲去。

　　其实我认为那个电影，只反映了我一部分的想法，还有一部分是大家不了解的、不知道的。比如说可能大家存在着一种印象，我每天就是嬉皮笑脸地弄这个喜剧，用的很多想法，都是小品的包袱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我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这样。

　　我也想通过这个书能够把我的内心的另外一部分也让观众啊、读者啊明白。这方面东西在电影里头展现不出来。而且我这个电影现在越来越老得是杂糅着很多别人的意志，你克服不了。

　　记者：比如？

　　冯小刚：我一拍电影，赞助商就都来，制片人他就需要。然后赞助商就会有要求，这儿跟你说搁一个电话卡，这个说你展示一下我这手机。而且，在我可预见的将来就是这样。为什么《温故一九四二》到今天就拍不了？那么一农村逃荒的电影，搁不进这些东西到里头去，所以它也就在那儿搁着拍不了。只让你拍现在的戏。你就是剧本写得再地道，再结实，最后被这么三洗两洗出来的就不一样了。

　　只有我写书，我能，谁你都管不着。可电影里就充满了这些个东西。

　　-我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让人了解我是另外一路

　　记者：但这话也可以这么说啊，这是你自己妥协的呀，你可以坚持啊？

　　冯小刚：我可以坚持，那我就甭拍了，我还没有傻到那个程度啊。

　　记者：但是现在以你的号召力，应该是这家不行，另外一家也会扑上来的。

　　冯小刚：任何一家都一样。说来也奇了怪了，比如说路学长这个《卡拉是条狗》，从头到尾就是我撺掇，制片人、导演、演员，我在里头给他们几头就合，让这个事儿成了。到了我发现，反倒他们给路学长投资的时候吧，没有这个期待，甚至从一开始就想，这个片子可能赔，结果是他们这些导演倒是能在片子里相对来说坚持住他自己的那个东西。

　　到我这儿不行，因为你是一商业片导演，他在你这儿考虑的，就是一分钱能不能赚两分钱。你说那对，你找不到这一家，那一家就马上蹿上来，但他们算账的方式都一样。

　　所以，我要写这个书，因为我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让人了解我是另外一路。

　　记者：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造成的这个呢？人为什么就在你这儿是这种嘴脸呢？

　　冯小刚：原因就是，我觉得吧，你不能坑人，你拍一片子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就你自己成了，多少人都趴下了。我觉得这些人这钱，尤其私营电影公司的，他对电影有这么一份热爱，我首先想不能让人赔钱，你要尽量地让它适合市场那东西。从一开始这么定调来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商业片导演，但我不是一商人。很多艺术片的导演，他们绝对是一精明的商人。任何一个说“我觉得冯小刚他们就是钱串子脑袋”这种人，他拍片子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你，“没实力你拍什么电影啊，我就是这价儿，赔不赔跟我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吧，它充满了这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有这么一帮人，他们做出了一种“伪霸气”，这样“伪霸气”一下儿唬住了中国人，人还特吃这套。你呀，特别真实地表露你的心怀，我觉得你别坑人，别骗人，不是那么回事儿非把自己给架成那样，完了呢，造成一种你高深莫测。可你要跟说：“我觉得这东西不深，它很简单，其实就这样。”人马上觉得你，浅!

　　我有时候最气不过的，就是说，你一个人按这个规矩在做事儿，另外的人都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儿，但是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反而比你要得意。我觉得它慢慢有点儿改变我，就是说，那我也可以这样啊。既然这样，那不如我也这么来。

　　记者：你现在也这么来了？

　　冯小刚：我是希望我能这样。

　　-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

　　记者：你书里有一些说法我喜欢，挺绝妙，比如巴顿和加里森敢死队那个比喻。你说：“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押上去，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的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

　　我想问你，就算你到不了巴顿的份儿上，也不至于把自己定位在加里森敢死队啊？

　　冯小刚：我觉得这跟我的出身是有关系的，我们家就是这么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记者：可我看这个书才发现，你不也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吗？那跟王朔他们那种应该也差不多？

　　冯小刚：我们是地方的，他们是部队的。而且我住在那儿，但是我在那个院儿里头就没有优越感。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离婚了，我父亲是右派，在我们那个院儿里头扫地、弄厕所啊，谁过来都能踢一脚、数落他一下什么的。后来我爸爸就有点神经了，他被迫害得神经分裂了。所以我就非常理解这个生活在那个……

　　记者：底层？

　　冯小刚：对对，这些人的那个。比如我看《卡拉是条狗》吧，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不矫情，不是“伪霸气”，它真是这样一个小中见大的。所以，你要让我现在拍一个《大决战》，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爱看，我也爱看这个毛泽东，但我体会不到这种大人物，或者是像秦始皇这种人，达官显贵、王侯将相，我和他们心理上沟通不了，没有渠道，不能进入他们内心世界。但像《卡拉是条狗》里的老二，像我那些电影里那些人物，没一个是大人物，这些人物他们怎么想的，我觉得能够想得通。你像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单位里那些人，我对这种人有感觉。我对大人物没感觉，我从骨子里实际上是反感他们的，我甚至也反感那些，借着父辈的福荫上去，他们这种人，我就不佩服，因为不是从他这一代打的江山。而刘震云也罢，我也罢，王朔也罢，我们是自己，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个天地是我们自己弄下来的。

　　-我不是“伪霸气”，我是“伪自信”

　　记者：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种情结，你觉得你先天资源就是少的，你是孤单的，你是被排斥的……

　　冯小刚：我自卑感很大。另外呢，我也不是特别自信的一个人。但有时候还要装出来一番特别自信，我不是“伪霸气”，我是“伪自信”，我不自信。很多时候我再坚持一下，可能就能按照我的想法来了。但我呢就觉得别伤人，另外我怕这事儿黄了，心想别因为这种坚持这事儿黄了。所以我发现制片人也抓住了我这个弱点，演员也抓住我这个弱点，很多时候。

　　后来我一想，并不是我想这样，是我的出身决定了我这样，我的家庭情况。滕文骥跟我说了一个，我觉得说得特别对，他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是六几年，他们班里头有一半儿是高干子弟，滕文骥总结就是，说这个干部子弟和这个老百姓的孩子啊，最大的区别就是，干部子弟从来不撒谎，这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为什么？他有承受说真话造成后果的能力，他不怕这后果。

　　记者：他付得起这代价。冯小刚：滕文骥就总结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干部子弟说真话，家长给他钱交学费也罢，是买书也罢，他请同学吃饭了，回来，老师说：“这钱你怎么没交？”“钱？请同学吃饭了。”回家跟家长也是这么说的。老百姓的孩子就撒谎，他请同学吃饭了，他得编一堆瞎话。他承担不了这后果。长大了，有的人看了电影跟你说：“小刚，你这电影拍得真臭。”他跟谁他都敢说，我就这么看的，至于你高兴不高兴那是你的事儿，你不高兴你能怎么着。

　　像我刚才好些地儿嘱咐你“这个就别写了”，都是老百姓孩子这种出身造成的结果。那个自信的人根本不嘱咐，要么他不说，只要他说了，他就不怕你登出去。

　　记者：可你现在不也经常挺敢说话的吗？你说人家《像鸡毛一样飞》是垃圾，你是不是也看人下菜碟啊？

　　冯小刚：不是。我偶尔有时候，跟我这种不自信啊、自卑感啊产生一些矛盾，就是我有时候是一个性情中人，脑子一热的时候就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我完全没有这方面，就是畏首畏尾这么一人，也拍不了这电影，也不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矛盾体，这两个都有。

　　-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穿着棉袄的冯小刚，我觉得这本书起码做到了让我不仅是脱掉了棉袄，也脱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衬衫。但是短袖衬衫里还有背心

　　记者：那你为什么这么对自己没自信？你现在是拥有最多、最大的观众群的一个导演，你有时候不也往外放这话吗？

　　冯小刚：我面上，报纸上登的那话，你看我那什么，实际上骨子里觉得羽翼还没有丰满，还不够跟所有人都全面摊牌。我可以，我也在找那软的在欺负。你和媒体犯横，你跟其他跟你不搭界的导演犯横。可有两个最关键的，一个是明星，一个是制片人。你真横的人是，跟那些人都客气，跟他们这两家儿犯横。其实你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心理素质不好。这个，书里头可能稍微有一点儿这种表露。

　　记者：对。你说了很多，比如：“面对危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诸如此类的，像这种，比如说“要不是我天生懦弱，对未来充满憧憬”什么。

　　冯小刚：所以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早不是一个仅仅写了卖点儿钱的事儿了。在这本书上，我其实更多还是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想把自己的方方面面，就是说，起码是穿个短袖衬衫了，别再穿着毛衣、棉袄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穿着棉袄的冯小刚，我觉得这本书起码做到了让我不仅是脱掉了棉袄，也脱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衬衫。但是短袖衬衫里还有背心，完了以后才是一个赤裸的上身。

　　记者：那你说那赤膊上阵的人有吗？王朔也没到这种份儿上吧？

　　冯小刚：对对，就是。

　　-电影让我能够过上一好日子，是一有头有脸的人

　　记者：但即便如此，即便写书让你这么过瘾，我还是看到你在书的最后写道：“原来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心里一层层退出，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电影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冯小刚：电影对我来说，一方面我很有激情做这个事儿，同时电影使我不会寂寞。另外就是，电影让我能够过上一好日子，是一有头有脸的人。这种东西给人还是带来很大的那种满足感，我说的都是实话。

　　另外，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能量没真正在电影里释放出来。就是我知道自己在这块儿的潜力有多大，看见自己还能往上狠走一截。

　　记者：《温故一九四二》对于你算一个电影梦想吗？听上去是一大史诗。

　　冯小刚：对对。现在它那个矛盾就是说，这个电影，投资人说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么多钱投资，我觉得这个电影要拍好，恐怕得有个七八千万，少说也得有五千万。投资人就问我有没有这个信心收回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是诚实的，你想这么一个逃荒的电影，它能比这个贺岁片卖钱？很难想象。我觉得我得客观，你得找着真正的知音，得敢于拿出这个投资来，拍这么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要赚钱，是在于它帮助我们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作用在这儿。

　　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情结了。现在我拍这些电影越来越觉得是在为拍这部电影在做准备，准备你自己的观众，你把观众准备了一大群，就是你拍什么他都觉得想看，只要你拍，他就愿意看。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你再推这么一个片子的时候才行。

　　说句实话，从功名这个角度来说，拍到《温故一九四二》我觉得我就可以不拍了。那再拍就是为利拍了，不是为这个功名拍了。拍完《温故一九四二》我都可能，拍电视剧挣钱多，我拍电视剧去。

　　-写书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感，它让我意识到，不做导演也不至于寂寞

　　记者：那就是说，拍完《温故一九四二》，对电影的理想你已经完成了？

　　冯小刚：完成了。而写东西呢就谈不上，没什么资格更多地说。这是第一次，写了这么一个算书的东西，它不是小说，也不能算一个自传，就是一生活笔记。

　　它确实给我带来很大快感，就是它让我意识到，不做导演那个情况下，你也不至于寂寞。不是说以它为生，不是说我不干导演了，这还能养活我自己，那未必。但是你不做导演了，如果你挣了俩钱能养活自己，在你今后漫长的那种生活里头，离开了风口浪尖回到平静的生活里去之后，你还有一件特别让你兴趣盎然的事儿来干。

　　那样我就可以，我看着别人，看他们表演，表演我表演过的那事儿。我还可以慢慢写。而且再开写恐怕就是真的在电影圈这儿一筹莫展了，一个是没人给你投资了，二是你也不自信了，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要拍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努着拍一部让人骂一部，那不如就算了。那时候可以再写，可能会写得比这个透彻得多。就彻底不怕得罪人了，反正也就不在这个圈儿混了。

　　记者：我觉得挺为你高兴你现在这种心态的，就是你书快到最后的地方写的：“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中，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

　　冯小刚：原来写的是虎，自个儿觉得，不自信作怪，觉得虎太不像我，还是改成狼吧，狼比较接近。

　　记者：《新电影》上有一句话：“冯小刚这道题是全国人民都弄错了。”

　　冯小刚：写完这个书我觉得心里头踏实一点儿了。当然，如果看完这书大家对我的认识还是那样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那样了。我感觉是写完这本书，再配上我那电影，这就完整了。大家对我的了解可能就比较完整了，不会导致特别片面的一个误会。

　　我的2002年没干出事儿来，2003年这一开头，两个拳头都出击，一个是《手机》这部电影，一个就是这本书。我开始想2002年蛰伏了这一年，可能就该是这样的，你就应该准备一年。你一直连着那么拍，“砰”这个节奏好像停了一下。停了一下让你减少一些盲目，完了重新进行了一次整备，之后你再出发。我甚至于想这真是一个……

　　记者：天意。

　　冯小刚：上天的安排，就是让你想一想下面的路该怎么走，你该怎么弄。(吴菲、卢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