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巴金女儿李小林授权，本报独家刊发巴金一批未发表的珍贵文字
●这些文字将收入《再思录》(增补本)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下月出版
●本报特约巴金研究专家、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周立民点评这些书信
今天是文学大师巴金老人的百岁华诞。几天前，本报特派记者组一行三人奔赴上海，专门拜访了巴老的女儿、《收获》杂志社副主编李小林女士，并向她表达了本报将策划制作巴老百岁华诞专题的设想。素来低调且拒绝各种媒体采访的李小林女士在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亲自为我们寻找资料、联系采访人员等，令人感动。临别前，李小林女士有感于本报的执着和认真，特别授权同意由本报独家刊发一批巴老从未发表的珍贵文字——这些文字，如同思想的碎片，对了解巴老的内心、研究巴老的作品，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报在今日59-62版刊发巴老这批珍贵书信的同时，也约请青年学者、巴金研究专家周立民先生对巴老这批各个时期的书信作专家点评。细心的读者当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巴老那颗永不衰老的心。借此机会，我们也在此真诚地祝福巴老生日快乐！
写给端端
——《再思录》(增补本)代跋
《最后的话》这说明我走到路的尽头了。好些人替我惋惜，我却明白现在是适当地使用文字的时候了。越简单越明了，越少越有力。一直到闭上眼睛，我还是有意见，我不会沉默，但我不再碍嗦。文字仍然是我使用的武器。
说真话，我并未放弃过手里的武器。我始终在疲乏地奋斗。现在我是疲乏多于战斗。
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巴金
九四年四月二日
周立民点评：
这是巴金先生写在赠给其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全集》第26卷卷首上的话，系首次公开发表。“写给某某”，是巴金倾吐内心惯用的表达方式，在这里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文中提到的《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的结语，在这篇文章中老人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创作得失，深情地向读者道别，并再一次申明自己追求的目标：“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在这篇《写给端端》中，老人除了再次表明病魔缠身精力不如以前的疲惫外，却也更明确地表明“我还是有意见，我不会沉默”，“我并未放弃手里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自然是文字。但他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节制地使用它了，“现在是适当地使用文字的时候了”。巴金以前总在反复申说，现在他明白“越少越有力了”，这文字中透出他难得的清醒，更为清醒的是他辞掉那些“大师”、“泰斗”的帽子，他说自己跟托尔斯泰差得远，他还要努力，也就是说一个疲惫的老人仍然没有放弃追求，仍然在追求，文字虽然不多，读至此，老人的精神境界却令人感动。
致李国炯
国炯：
二十五日来信收到。你讲起你的病情，大概是一种所谓梅尼尔式？综合症，九姑妈也有这种病，但不常发，发了就得睡下休息。你也得注意身体。
我们家里人都好。小幺叔夫妇仍在上海，照常工作。
我的问题在三个月前已解决，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具体结论并未宣布。关于地主分子的话，不知从何而来。我的单位甚至在从前批斗我时，也从未说我是地主分子。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这是别人都知道的。我离开学校后就靠自己稿费生活，我没有地，没有收过租，怎么是地主分子？你们单位写我地主分子，让他们写去。反正我的单位没有说我，更没有定我为地主分子。我的儿子女儿在外面也没有人说他们是地主子女。因此我没有理由向你们单位证明我不是地主分子。(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地主分子。)我又不是你的直系亲属，怎么你定案时会写上我是地主分子？而且我同你又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们姊妹念书时候，我帮助过学费，但那是送给你们母亲的，与你们无关。你们几姊妹情况一样，为什么单单你那里要扯上这个？现在我再说一次我的意见：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你不必去管，让你们单位写什么都行；如果因为你的缘故，你可以找你们单位向我们单位去调查。或者你写信问问李致、国煜他们的意见也好。
匆覆。祝好！
问候栋臣。
芾甘
(1973年)十一月六日
周立民点评：
李国炯是巴金大哥的女儿，这封写于1973年的信是巴金的激愤之作，只要想一想那个年代，便会理解“激愤”这两个字的分量。正如信中所言，巴金在三个月前刚刚宣布“解放”，但其实是将他搁置起来，同时也是看他“表现”，随时决定。这个时候巴金似乎应当“忍气吞声”才对，但这封信中一连串的问号却一泄内心中的怨气，最微妙的是他信中的态度：我不是你们认定的那种人，但你非要如此，那随你的便吧！这恰如巴金在文革中曾表明的“我相信历史”。到1973年以后，他开始翻译《处女地》和《往事与随想》时，其实已在不断诅咒“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了。这封写在特殊时期的信，恰好反映了巴金在十年文革的思想转变。
马其顿版选集作者序
我很高兴我的选集在马其顿出版，使马其顿的广大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作家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我不过是许多中国作家中的一个，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都相信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认为文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得更好。”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用自己的作品在促成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上起一点作用。
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作家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作家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和读者一同前进，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说过：“凡是使人类联合起来的东西都是善的、美的。”为人民的友谊事业奋斗，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们，请握紧我伸过来的手，我们共同前进吧。
巴金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
周立民点评：
这也是一篇首次公开发表的文字，虽是一篇序言，但它里面有着巴金不断在强调的文学观：他希望文学能使人变得更好，能够发挥社会作用。还有他一再坚持的创作主张：“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作家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最后是他青年时代就建立起的信念：人人平等，人类大同。所以说虽然文字很短，却高度浓缩了巴金的很多思想内涵，这是一篇精彩的“巴金如是说”。
致吴克刚
克刚兄：
信收到。你写文章，我赞成。不过你要材料我没有。我长期生病，现在比和你在医院见面时身体更差了。过去的事我大都记得，但是讲不清楚，也写不出来。你的文章，有人在图书馆看到复印件，我看你也记不太清楚，趁早写出来也好，但也不必着急，身体要紧，首先得保持健康。
我在三天后将去杭州休养半个月，这是我女儿安排的，一连三年去杭州小住，对我身体都有好处。这一次不知怎样，我说是去告别，以后不可能再去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们在巴黎车站第一次见面，六十几年过去了。我受过你和惠林不小的影响，我们喜欢辩论，我也把你们写进了我的小说，能再吵一次多好！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不论是说或者写。请原谅。
祝好！
芾甘
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周立民点评：
吴克刚是巴金早年的朋友，他们曾一同在法国巴黎留学，也有着共同的信仰。在晚年巴金曾颇带感激地写道，吴还有几个朋友曾对他的人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封信的末尾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巴金早年的朋友，后来多散居海外，而且无政府主义信仰早已成为忌讳，所以很久了，巴金似乎对他们已经淡忘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他几次提到了早年的朋友和往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是对以往讳莫如深的自己早年信仰的一种确认呢？那么此信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致柴梅尘、周明镇
(一)
明镇
梅尘：
信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写起。蕴珍患肠癌，已于八月十三日逝世。她常常想念你们，可是终于来不及见到你们的信，也来不及知道你们的近况。她病倒不过三个月，进医院也只有二十天，自己并不知道患癌症，临死也无大痛苦，像是睡觉一样。我以前在干校，但在蕴珍病重时，请假回家，以后就没有下去，现在因为男孩(原在安徽插队落户)患肝病在家休养需要照料，我每天到机关学习(自学)半天，以后如何，还不知道。女儿在戏剧学院，毕业几年了，有工资，但全校都未分配，曾到农场锻炼一年半，后来回学校搞运动，据说年内可以分配。我们仍住在原处，有变动时，会写信告诉你们。
谢谢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比较放心了。别的将来再谈吧。
祝好！
尧棠
(1972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
明镇
梅尘：
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十日谈》已于今天上午寄上，另一本书现在找不到了。
糖并不好，只是一点小意思，是我去买的，我不知买哪一种好，孩子们却比我清楚。上海糖果多，买的人也多，天天排队。明镇写书是件好事，既然搞起来，总会有成绩，一次一次地改，总会改好的。《生物史·人类史》大家都想读。
梅尘退休，休息一阵，对身体也许有好处。只是带孩子也不要太操心。我看带孩子也应当改变办法了。我女儿住在我这里，她六月份就要生产。我们家又要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了，有了小孩家里会热闹些。我女婿最近分配到杭州市工作，我女儿留在上海，但工作还等待最后的决定。
我们还不需要什么，请不用客气。
祝你们好！
尧棠
(1974年5月)卅日
(三)
梅尘
明镇：
梅尘来信早已收到，知道你们的近况，很高兴。我得信后又寄上两本有关《红楼梦》的书，想已收到了。
我们家里人都好。我女儿夫妇今晚从杭州回来过春节。家里又热闹了。我的情况无大变化，但周围气氛有些不同，也有人在替我讲话。我自己倒没有讲什么。“四人帮”倒了，没有人讲歪理了，我的问题总会彻底解决的。我仍在慢慢地译赫尔岑。
别的话以后详谈。
祝你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芾甘
(1977年)二月十二日晚
(四)
梅尘
明镇：
你们好吧，我一切都好。现在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问题解决了。四人帮搞的那个结论已推翻。楼上房间和书橱都已启封，拿去的东西也能在这个星期内开始退还。这次由出版社办理我的事情，落实政策比较顺利。这几年你们关心我的事，现在可放心了。请你们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4月)廿五日
(五)
明镇
梅尘：
明镇来信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和鼓励。《家》尚未印出，应是年底出书。我拿到书就给你们寄去，请勿念。我这两天患感冒，不舒服，在吃药，也在好转。事情多，做不了，身体也差了些，因此不多写了，见面的机会总是有的。请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11月)廿八日
(六)
梅尘
明镇：
你们好！在会上见到伍禅，他讲到你们。我在会议期间无法外出看朋友。个人活动只好推迟到会后了。我准备留几天到朋友处坐坐。我一定会去找你们。别的话留着面谈吧。
祝好！
芾甘
(1981年12月)二日
致柴梅尘
(一)
梅尘：
收到你的信。我也常常想念你们。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在家的时候多。五月份政治学习稍微忙一点，但也不怎么紧张。我们一家都好。我女儿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儿子最近从农村调回来了，已报进了户口，等待分配工作，现在暂时在街道乡办团委帮忙，白天按时上班，有三天晚上还要学习，他的情绪很好，我也放心了。我的小外孙女两岁了，相当调皮，有了她，家里热闹多了，我们都为她忙着，也想像得到你的情况。以后如得到什么书，当寄给你们。别的话后谈。请保重身体。
祝好！
尧棠
(1976年6月)十日
(二)
梅尘：
你回京后没有来信，不知道你和明镇近况如何，念念。“四人帮”垮台，人心大快，你们一定也很高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大的变化，但压在头上的大石搬掉了，问题就有希望解决了。上海是四人帮的黑据点，爪牙太多，直到上星期文化局和出版社的领导才换了新人。因此运动进展较慢，但也较稳。群众的情绪很好。采臣已在银川退休，最近到上海来玩，打算过了春节回宁夏。你或明镇有空，请写几个字，告诉我你们的近况。
祝你们好！
芾甘
(1977年1月)十五日
(三)
梅尘：
六月六日的信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又开始像十年前那样忙乱了。现在每天总是十二点才上床。信来得多，找的人多，社会活动也多起来。只是身体比过去差多了。以后当设法摆脱一些事情，否则会支持不了。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过得好。
请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7月)廿七日
(四)
梅尘：
信收到，我很难过，我讲什么好呢？对四人帮我怀着深仇大恨，我永不会忘记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祸害。现在四人帮的爪牙还在，流毒还很深，必须“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向前看吧，要坚强，要乐观，我是这样想。请原谅我的书把你从旧家庭的专制王国里引出来却给你带来那么多的苦恼。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奋斗啊！别的将来再谈。保重身体。
祝好！
芾甘
(1978年1月)十七日
问候明镇！
(五)
梅尘：
你的信刚刚收到，我就要出去参加外事活动。明天起文联开会，恐怕抽不出时间了。
我住在西苑饭店六号楼六五七号，同房四个人，电话号码是890721—657号。上午开会八点半，下午三点，晚上文艺活动，地点就在饭店内。
传呼电话打不通，我要出去了，先写这封信，你有事写信来也行。
祝好！
芾甘
(1978年5月)廿六日下午
问候明镇！
(六)
梅尘：
信收到。我这几月身体不好(心脏有点小毛病)，但也不闲。你孙女要书，过两天给你寄去。梅女士解放前的确同我通过不少信(她译过《家》)，但是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另一位鲍女士，回国探亲，她过上海时，我如在沪，当然可以接待她。
我今年上半年可能去巴黎访问，法国一个出版社负责人邀请我去，但具体安排得花费时间。我离开巴黎五十年了，也想去看看有些什么变化。
我月底前不会去京，那么再见吧。希望以后还接到你的信。
祝好！
巴金
(1979年6月)5日
问候明镇！
(七)
梅尘：
从北京回来，看到你的信，知道你的近况，比较放心了。今年四月在京听成萃谈过你在港的心情。说是你本来有机会去日本一游，你也未去。为什么不去呢？这次读了你纪念孩子的文章，也很难过，多少青年给坑害了啊。但我劝你想得开一点，要保重身体。我赞成你早回北京，在香港住久了，也没有意思，还是回家养老吧。
在京见到伍禅，他并未谈到庄重，志刚、张易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张棠珍似在美国，她两个儿子在那里过得很好。但她住在哪一州我不明白。惠林前在美国，住在女儿那里，但最近去台北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说是还要到美国养老。总之他们的地址我都不知道，也无法告诉庄重。
我在法国住了十八天。各方面对我很好。我最近在《大公报》上写了些短文，谈访法观感。诺贝尔奖金的事只是谣传，也可以说是出于法国朋友的好意，不见得会成为事实。我自己并无兴趣。总之，你应当保重身体。
祝好！
芾甘
(1979年12月)9日
(八)
梅尘：
信收到。好久不通信了。你好吗？半年来我身体一直不好，走路提不起腿，写字非常吃力。需要休息，但杂事多，找的人多，得不到安静。在北京开会，疲劳不堪。只同彪水通过一次电话，什么熟人都未见到(除了黎丁)，我甚至不知道你们搬了家。成萃来过两封信，我们昨天才写了回信寄去。她问我对包小姐的新作有什么意见，我很抱歉，我根本没有读书的时间。我常说：将近八十的老人了，还要为活命奋斗啊。明镇好吗？好久不见他了。他一定很忙吧。
匆复
祝好！
巴金
(1982年)二月五日
问候明镇。
(九)
梅尘：
信早收到。我住进医院，已过一个半月，病情有好转，但写字仍感不便，看来还得住一个时期。不过这次住的病房楼高人少，相当安静，对养病有好处。我拄着手杖可以走走动动，比刚住院时好多了。药物的确有效，请不用替我担心，我相信可以渡过难关。但八十一过，能工作的日子也不会多了，在这上面并没有什么特权。我想得开，我对生活无所留恋，却只想把工作做好。我相信后代人是比较公正的。
包小姐访华，我未能接待，很抱歉。她送我一本她的小说，想知道我的意见。我没有时间读《春月》，这不怪我。幸好我住院，否则见了面，也会使她失望的。
祝好！
巴金
(1983年)十二月十一日
问候明镇
(十)
梅尘：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我三年多未来北京，这次抱病来开会，行动不便，写字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一切由小林姐弟代我安排。我们住北京饭店八楼(8042)，来找的人较多，无法出去看你的新居。很抱歉，这次不能见面了，我十日就同上海代表团一起回去。我身体还是不好，健康情况在《病中集》里写得明白，记得几个月前已经把书寄给你了，你可以了解一点，书中写的都是真话。我现在是个“残废人”了。
别的下次谈吧。望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85年)四月六日
(十一)
梅尘：
信收到。你应当乐观些，不该多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十年浩劫是忘不了的。但要活下去，还得向前看。
我的想法都写在《随想录》里面，以后还要写下去。
我身体不好，走路腿无力，写字手不便，字越写越小，动作也越慢。幸而脑子相当清楚。但手不听话，想写写不出，这矛盾使人感到痛苦。但我并不悲观，只要活着就得往前走，我也愿意奋斗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在个人身上，悲剧在于大家带着封建流毒闹革命，给落后的东西披上先进的外衣，用封反资……今天应当多讲真话。
写字困难，不写了。再一次劝你不要悲观，还是朝前看吧。不朝前，怎么能活下去！
祝好！
芾甘
(1986年×月)廿九日
(十二)
梅尘：
信收到。我长期生病，五年未到北京。去年在医院住了八个月。
写字困难，无法写长信，更难写文章。我不清楚你的行踪，仿佛还记得有一年你到西苑饭店找我，你说要去香港。后来去了香港，又回到北京。我八二年十一月骨折后只有在八五年去过北京，见到汝龙，你似乎还在香港，但八四年十月我在香港又无你的消息，这些年也未见到明镇。我并未忘记你们。不过我又老又病，即使见了面也只有感慨，讲不出多少话了。
早就准备送你们一套译文选集，但这套书至今未到，我已经到了两个月了。写字太吃力，不写了。
祝好！
芾甘
(1990年4月)十五日
问候明镇。
(十三)
梅尘：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无法回信，而且也无善可述，并不想多讲假话。现在大家都是假假真真混在一起，满嘴豪言壮语，脸不红，心不跳，毫不在乎，自己骗自己，反而十分得意。
我又老又病，生活不能自理，活着也没有趣味，所引以为安慰的是可以做点工作、写点文章，如能写出文章，即使让有些人看了生气，也不算白活。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吧。奇怪的是有人把落后、把愚昧都当作中国特色。
你提到丹南雪岛，这个意大利法西斯的诗人，我在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引用过他的话，关于爱情。他早已过去了。
你们怎样？过得好吗？
祝好！
巴金
(1991年)四月六日
问候明镇。
(十四)
梅尘：
信早收到，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手不听指挥，二是杂事不少。今年连文章也只写了三四篇，而且都是很短的。人老了，的确没有意思，最难受的，是生活不能自理，二是朋友越来越少。这两年精力体力都在衰退，最近连搬书取书也无办法。
想说的话很多，但即使见了面也没有力气“高谈阔论”了。我还记得七八年？在西苑饭店和你谈话，你当时要去香港，心情也不好。十多年过去了，你和明镇还在京过着安静的生活，你看看书，别人说你“自找苦吃”，我倒觉得“值得羡慕”。我除了老人生活外，还要做一个“名人”，我没有安静。有人说我的生活过得“太累”，我确实感到“太累”了。
不写了。下次再谈吧。
祝好
巴金
(1992年)十二月六日
问候明镇。
致周明镇
(一)
明镇：
信收到。您还讲那些客气话。你们的情况成萃同志已经讲过了。我的生活也是一样地忙乱。总想做点事情，但也很吃力。您比我年轻，还可以大干几年。能周游列国，多看看也好。
梅尘能早回来还是早回来吧。在外面也没有意思。外面生活过于紧张，我们这里还比较清闲。我这次去法感想颇多，主要还是离不开祖国和人民，也许因为我老了吧。请多多保重。
匆覆。
祝好！
巴金
(1979年6月)五日
(二)
明镇同志：
收到你寄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你去过美国，又去过台湾，还是那样忙，我就放心了。我最近也忙了一阵子，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记忆力大衰退，写字很吃力，朋友处也很少寄信去，但他们都在我念中。记得你上次信中提到我过去给你们写的信，这些信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所需要的，他在编辑我的书信集，你能把那些信件复制一份寄下由我转给王仰晨，那就感谢不尽了。
天寒地冻，请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94年)十月十二日
寄上书二册，请查收。
问候你全家。
周立民点评：
柴梅尘、周明镇夫妇是巴金和萧珊的朋友，一下子发现这么多没有发表的巴金书信，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这20多封信，从时间跨度上讲超过20年，比较现象地显示了巴金在这20年的生活和情感的轨迹：从最初报告萧珊去世的消息的情绪低落，到有了外孙女家中的一点欢乐，以及四人帮粉碎后愉快的心境，到事务缠身的焦躁，晚年多病的痛苦，还有做病人之外做“名人”的劳累……在给友人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个老人步履艰难的足迹。信中：“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奋斗啊！”“只要活着就得往前走，我也愿意奋斗到底。”这种朴实无华的话语，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即便在人生的无奈中，也要积极勇敢地走下去的乐观态度。
致萧乾
(一)
炳乾：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死在书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闭上眼睛。我写文章，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说封笔，也可以再拿起笔。我绝不束缚自己。为了写作，我挨了一生的骂，同样我也骂过别人。但我并非为了骂人才拿起笔。我想写《再思录》，也只是为了讲真话。我是这样想：讲真话不一定用笔。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的目标仍然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读者。如果拿着笔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无法掏出心来。我不愿向读者告别，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这个事实。有意识地向读者告别，也许有点悲观，但是我讲出自己那些心里话，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
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局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
我太累，下次再写。
祝好！
问候洁若
芾甘
(1994年)一月四日
(二)
乾：
信收到，谢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恼恨自己没有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就像你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到的你也应该做得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
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账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问候文洁若。
芾甘
(1998年)三月二十八日
周立民点评：
给老友萧乾的信中，巴金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写作不是为了打扮自己，也不是为了骂人，而是为了讲真话，为了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巴金为什么一直揪着“讲真话”不放？道理很简单：假话并没有绝迹，而现在也并非真话遍天下。当然，人们会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或者是真真假假讲惯了假话，也不觉得怎样，但有过文革惨痛经历的巴金对此却十分敏感，并绝不能容许假话再讲下去了。因为文革就是假话像浓雾一样笼罩在社会上的年代，也是一个集体在传播谎言、制造谎言的时代，所以这个毒瘤不割除，不但社会基本的道德底线没有，而且什么现代化呀、全球化呀都会被一些古老的伎俩化进去，像鲁迅说的大染缸染得一团漆黑。
致兰蒂尼
尊敬的兰蒂尼先生：
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决定向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特别奖，并盛情邀请我前去领奖，对此，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全体评委致以诚挚的谢意。
意大利是令人神往的土地，她既有举世闻名的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又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瑰宝。意大利对我这个人又有不解之缘。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居住期间，投入了援救在美国遭受迫害的两名意大利工人萨珂(N.Sacco)和樊塞蒂(B.Vanzeti)的运动。樊塞蒂在自传中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挥。”这段话使我非常激动，讲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已变成一行行铅字留存在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里。我在《灭亡》的“序言”里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在我遭受炼狱般的苦难时，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是多少希望去看一看于我有过教诲之恩的土地，但我已八十九岁，垂垂老矣，身体又不好，早已不能远行，只好委托冯牧先生代劳了。
冯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又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他完全可以代表我。
多年以来，由于您和其他评委们的不懈努力，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访问了意大利，出席了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回国后，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诗文，介绍蒙德罗文学奖，介绍意大利。
“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朋友们，你们所从事的正是美的、善良的事业，这与中国作家“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是一致的。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您和全体评委致以深切的谢意。顺致良好的祝愿！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巴金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
周立民点评：
巴金一生没有到过意大利，但却与这个国度有着不解之缘这封信所提到的1927年萨珂和樊塞蒂事件，远在异国他乡的巴金不但狂热地投入到救援这两个工人的行动中，而且还尊称他们为先生，对他的精神产生巨大影响，樊塞蒂“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挥”的话，成为巴金一生的社会理想，而且《灭亡》的诞生与此事有着直接关系，夸张一点说没有此事，可能就没有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巴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文革，在巴金精神最为痛苦的时候，是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陪着他渡过精神危机的。所以，他称意大利是“于我有过教诲之恩的土地”一点也不过分。1982年，巴金还获得了意大利颁发的“但丁国际奖”，这或许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另一个小插曲。
致达君
达君同志：
昨天您要我写一点关于李健吾先生的事情，我这两天事情多，又患重伤风，无法安静地坐下来写文章，因此只能简单地写一点。昨天下午我还跟黄佐临、唐、郑振铎三位先生谈起李健吾的事。他们也都是李健吾先生的朋友。他们都说，倘使要他们讲话，他们也可以写一点东西(我请郑振铎先生写一点交给您)。我是一九三三年认识李健吾的，记得是在上海开明书店的宴会上。(他大概是刚从法国回来。)在这以前我读过他的小说《西山之云》(记得鲁迅先生在良友版新文学大系中的一篇导言中也讲过这小说)和《无名的牺牲》。我是在法国认识他的哥哥。以后我又在北京参加郑振铎先生主持的《文学季刊》编委会，李健吾已先回到北京。他在北京结了婚，正在著述福楼拜评传。他有时也写戏。我替《文学季刊》拉到他一篇《这不过是春天》，又替上海的《文学杂志》拉到他一篇《梁允达》。在北京我们常见面，那时我跟章靳以先生住在一处。我在一九三四年秋天回上海，不久建吾也因郑振铎的邀请到上海暨大任教来了。(郑当时做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我留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李健吾也经常给我们供给书稿。(如：《以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等)抗战后陆蠡在上海维持文化生活社，他帮过一点忙。我一九三八年春天去广州(同年七月中回过一次上海，都是和章靳以同路的)，一九三九年二月由桂林回上海。我一九四O年七月又经海防去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由重庆回上海(住了一个多月把我哥哥安葬后又回重庆了)。我在上海的时候是常常跟李健吾来往的。我在内地的时候跟他通信不多，但他也曾寄过几本戏稿给我(如《黄花》《云彩霞》以及他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秋》)。但这些戏由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庆送审时，原稿全被扣留，只有《黄花》一种被删改得体无完肤后附了意见发回来了。我在上海跟他来往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了解他的情况的。我不在上海的时候(尤其是一九四0年七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唐、佐临、郑振铎几位常跟他来往，他们应更了解他。郑振铎还跟他一起合编过《文艺复兴》月刊(从一九四五年底到上海解放前不久为止)。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一直到上海解放前的时期，他没有离开过上海。那时他担任《文艺复兴》的编辑和海光戏院的经理，据我所知，这海光戏院的职务是听了郑振铎的劝告在一九四八年底辞职的。中间一九四七年曾经因为《女人与和平》一个戏的演出，受过批评，这是一则黄色(但《女人与和平》在《文汇报》发表也讽刺过国民党反动政治的一些措施)噱头多，二则他写过一篇答辩文章，态度傲慢。他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人逮捕，和2日本投降前他逃到屯溪，刚到屯溪不几天就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赶回上海，以及在上海进国民党反动派市党部，在吴绍澍下面做了一个月的编审科科长，这些消息都是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写信到重庆来告诉我的。我回到上海以后也曾听见几个朋友说起这事，大家说是他糊涂，居然在这时候干起这种事来。骂了他一顿，他便辞职了。昨天我和佐临谈起“科长”的事，佐临说，李健吾做“科长”的一个月中，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记得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北京参加文化大会，在会前有人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也提过李健吾的名字，他写过一篇坦白书，后来经审查结果以为他的代表资格可以保留无问题。去年上教工会成立，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他的一篇自我检讨文章。反动党团登记条例发布后，有一天在宴会上谈起某人登记的事，李健吾自动地对我们说，他也去登记过，不过登记处的人对他说像他这样的情形不必登记。
昨天和唐谈起，他说：“建吾人是很单纯的，他有缺点，但他的缺点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我同意这句话。据我个人的判断，李健吾聪明，博学，有才气，但是不踏实(我们常批评他有点“浮”，有时也来一点“粗制滥造”)，喜欢替自己吹牛，爱批评人，但是从来没有害过人。他解放前对政治并无兴趣，但是他从无写过反动的文章。他的著作，除《西山之云》《无名的牺牲》等二、三种外，大都是在开明书店，文化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而且不难找到。解放后他参加文工考察团去过一趟山东，回来后正在写一本《山东巡礼》。我和前面提到名字的几位朋友近来谈到李健吾，都觉得他解放后表现得相当好。虽然过去的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掉。郑振铎在解放后回上海两次，见到他劝过他少讲话乱批评人。他又曾用刘西渭的笔名写过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也批评到我，都收在他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内。据我所知外面对他的为人和工作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有人对我骂他，也有人对我恭维他。譬如章靳以先生就不喜欢他的翻译，并且说他的文章写得“浮”。但叶圣陶先生却非常称誉他在开明出版的《莫里哀戏剧集》。
话写得多了，我不会写这种东西，而且也没有写过，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我只希望我的这篇东西能够帮忙消除一些人对李健吾的怀疑。总说一句，李健吾这人的缺点是不少的，但却不是大的缺点，而且他正在受着知识分子改造的磨炼，更不会有什么反动的活动。
此致
敬礼
巴金1951.5.12
周立民点评：
这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巴金为朋友李健吾所写的一份证明材料，达君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仗义执言”一说，此信恰是这四个字的注脚。在信中，巴金客观地回顾了与李健吾的交往，并肯定地说：“李健吾这人的缺点是不少的，但却不是大的缺点，而且他正在受着知识分子改造的磨炼，更不会有什么反动的活动。”别看这短短的几句话，但却可抵一家人身家命运的分量，在这个时候敢说这几句话，也需要几分勇气和责任。岁月流转，这份材料躺在档案馆里四十多年，当事人双方：李健吾先生早已于1982年去世，他不可能看
到过它；巴金多次提到过李健吾，也不曾提起它，不知是有意不提，还是完全忘记——但这是老人的性格，做了事不喜欢多说。不过，有一件事倒可作为此信的后续：文革的时候，巴金一家落难，生活困难，李健吾不避嫌疑让到上海的女儿给巴金送钱，巴金总也不忘李健吾“雪中送炭”的盛情。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纯洁的交友之道的回报？这封信的末尾，还有一段话颇有意味，那是巴金说：“我不会写这种东西，而且也没有写过，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说这话是在1951年，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这样的材料可能没少写，不过常常是被迫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了，老人晚年耿耿于怀的是一些朋友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自己却不敢出来讲话。这封信至少证明了，他并非从来如此，他早有仗义执言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多问一句了：是什么让巴金这些人后来就不敢讲话了呢？
致王树基
(一)
树基：
少弥又走了。不过全集的事情也快搞完了。我还可以使用最后一点精力做完这件工作。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吧。我多活一年，多做一年事，是可能的。全集两篇后记的清样我早已寄还，想已收到，现决定交给《收获》十一月号发表。日记校样上评卡斯特罗声明中的两句话已删去。这一页校样第二天就由少弥补寄了给你，你以后没有来信问起，那就是问题解决了。
全集明年出齐，我一定看得到。那时我还想匆匆再看一遍，从佚文集中删去一部分，抽去一些违心之论和豪言壮语。
我现在也还在考虑版权和稿费的问题。我不想专有全集的版权。但是不是完全放弃版权，我还未能决定。我也在考虑其他方面的意见。我常说要学习老托尔斯太，托尔斯太在生前就放弃了版权，不过他的太太也在出版他的著作。
我们这里今天情形更加复杂，变化又多又快。好的作品本来就是精神财富，人们从中汲取营养，青年长期接受教育。没有想到新的号召一旦出现，大家争着下海从商，精神财富一下子又成为民族垃圾，而拜金主义披上“社会效益”的黄袍压倒一切，似乎所有严肃文学都是废物，无人过问。照这种情形看，我似乎又用不着考虑版权的问题，我那些作品没有条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斩”客骗钱。我不会进入这个发臭的“闹市”。……
这些都是多余的话。我不是文学家，但几十年来陷身文坛我也并不后悔。当初发表文章，我不曾想过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要用它们来换取青云之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
我又想，我的全集虽已编成，(你为它们花了不少的心血！)但可能用不着再印了。不是没有人要看，而是没有书店出卖，因为它们不是商品，书店征订印数时总是不够理想，不便再印。其实这样你我都可以轻松些。
我到了九十。来日无多，可以休息了。树基，你也该休息了，谢谢你。
十套《随想录》尚未收到，上次到的《寒夜》和《爱情三部曲》。
余后谈。
祝好！
芾甘
九三年七月廿五日
(二)
树基：
二十九日来信收到。你果然带病工作，我不该拿没完没了的事麻烦你。但是你既然问起，我总得讲出我的意见。现在谈关于“目次”的问题：
一、你重视体例、规格、依据等等也有道理，但我看可以灵活运用，例如迦尔洵短篇或合并一本，或保留三小书面貌都行，但是我觉得后者只是给自己丢脸，(那样薄的书！)有点愧对读者，就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二、又如高尔基的《草原故事》在几家出版社刊行过，历时好几十年，现在只有合并在一起，加个注说明有几种版本。这也是一种简单化。其实我的译文中有不少注都可以删去。
三、说到出书的先后，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第二本是《伦理学》，第三本才是《自传》。《灭亡》还在《自传》之前，但如果举出迦尔洵的《信号》，把几本小说集编在一起，先出头本，我也同意。《面包》和《伦理学》两书可以作为附录收入末卷。
四、高尔基的“回忆”合并成《文学写照》，还可以同《草原故事》及其他合印一册，因为都是高尔基的著作。
我最近身体不好，身心劳累，痛苦不堪。闲下来又想动动，稍微一动就需要休息。午夜梦醒总是为后事的安排着急，我总要做到不会对不起谁。我学习托尔斯太，空话讲了多年，至今还未做到言行一致。写字太吃力，不写了，总之目次由你决定吧。
李舒九月底才回沪，我们同去杭州过国庆，这是小林安排的。从护理工作出发，得到两地有关医生同意，来去都很方便，疗养也颇顺利。但是明年我想休息了。再见吧。
祝好！
芾甘
九四年、九、一二
全集八卷小林收到了，只是我缺的三卷(18.19.23)寄出没有？
周立民点评：
王仰晨，字树基，是巴金的老友，也是巴金最重要的两套作品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主编，恐怕也是巴金晚年通信最多的人。书信，除了能交流信息、承办事务之外，更重要还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尤其对病魔缠身的巴金来说，执笔写文章不太容易，但给老友写信却是他心声传达的重要渠道。因此这两封信及众多巴金晚年的书信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完全可以当做文章来读，而且可能比文章表达的思想更直接。在全集书信编的“代跋”中，巴金说他对书信的用法和看法“有了改变”，以往老人认为书信是一个私人化的东西，但现在书信也是讲真话的媒介，所以他表示：“我要一直写到闭上眼睛。”这两封信，可以看出他对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中，精神贬值的一些看法，在今天人们看来可能都是老生常谈，包括他一再说的学习老托尔斯泰，做到言行一致什么的，也会有人认为是无甚高论。巴金的可贵在于他从未装出深刻的样子，而是他从不掩藏自己的内心，还有一点是这些很单纯的观点已经化为他的一种信念，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对他产生了某种约束力和强制力，他的许多痛苦也由此产生，巴金信奉的是居友的“行动哲学”，这恐怕比那些贩卖很多高深的理论却从没有任何信念的人要可敬得多。
告别读者
《译文全集》编好，十篇《代跋》交卷，我真的应该告别了，何况我疾病缠身，工作能力已经丧失。我常说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写作、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非我有才华，也不是我精通外文，只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才拿起笔。
最近，我常常半夜醒来，想起几十年来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欠读者的债太多了！我的作品还不清我的欠债。病夺走了我的笔，我还有一颗心，它还在燃烧，它要永远燃烧。我把它奉献给读者。
巴金1996年7月23日
周立民点评：
这是巴金再一次提笔向读者道别。上一次是在《巴金全集》最后一卷的《最后的话》中，这一次是译文全集的最后，这位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老人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留恋和爱意，联系到巴金的所有创作几乎都是与读者交流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这些话语的分量。而且，他总在说欠了读者的债。这种“欠债”意识，是巴金晚年挥之不去的精神重负，他欠的什么债？是因为他觉得过去说过假话、空话、大话，有负读者的厚望。但这样的话，过去很多人说过，现在有人也在继续说，可有多少人内心中有老人这样的自省和不安呢？当然仅有不安是不够的，但连不安都没有，那不更可怕吗？
陈思和、周立民两位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也是巴金晚年文集《再思录》及其增补本的编选者。今日由本报独家刊发的巴金一批未发表过的书信，就将收入《再思录》(增补本)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下月出版。本报特派上海的记者近日专访了两位学者，请他们畅谈《再思录》及其增补本的出版过程和出版意义。
陈思和：《再思录》的出版在当年是一件大事
1995年，巴金老人出版了《再思录》，这是他继《随想录》以后的又一本思想随笔集。他曾在“文革”后用8年时间写了5卷本的《随想录》，接着又花了7年时间，写出的只是这薄薄的一本《再思录》。这足以说明他晚年病中写作的艰难，同时也让人觉得更加珍贵。这本书是作为我和李辉主编的《火凤凰文库》的第一本推出的。
这要从1993年说起，当时商品大潮冲击文化市场，出版界传统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学术著作出版倍感困难。我想用实践来证明，真正的学术书也是有市场的。我就与几位朋友合作，用自筹资金的方法推出系列丛书，我们先策划了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以出版青年学者的文学评论集为主，这套书当时卖得非常好，一年印了三次。但当时文化市场上消闲读物软性读物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社还是认为，强调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是好事，但这样的书卖不动。1994年，我就想再出版一套书，再次证明学术书的价值，当时我就去找巴金。
说到底，我编《火凤凰文库》，就是想学习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做法，当年他编《文学丛刊》，也是有很多人对他说，文学书是卖不掉的，但后来他很快就扭亏为盈。
这一年，巴老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后，正着手《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每天伏案工作8小时以上，不幸因劳累过度而骨折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里，巴老听了我的要求，一口答应了以他的作品作为《火凤凰文库》第一本书。当时巴老说，我的东西不多。我说，我来帮你收集一下。我就开始整理巴老《随想录》以后的作品，收集了他编《巴金全集》后期写的序、跋，以及一些书信。
巴老1986年写完《随想录》以后，原想搁笔；1988年，沈从文去世，他又写出了《怀念从文》，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我估计他计划是写一组文章，通过回忆来清理文坛上的很多异歧。我注意到，他在《随想录》里写的人物文章，比如《纪念雪峰》、《怀念胡风》、《怀念老舍》等，都是跟当时的极左路线有关；但是到了写作《怀念从文》的时候，他就把思路跳了出来，把回忆的视野放到了整个文学上来；巴老和沈从文的私人关系很好，我想他是通过对从文的怀念，来清理上世纪30年代与京派文学在观念上的分歧，以此对文学史本身进行一次清理，他这时候的写作更重视客观性，更重视细节。
我有一次到巴老家里去，告诉他《怀念从文》发表以后，影响非常大，有没有可能再写上一组文章。他马上说，我有这个计划。但是后来巴老因为身体原因而搁笔，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把精力主要转向了编《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上。编《巴金全集》工作量非常大，尤其是到了第17卷，巴老为以前没有收到集子里的论文、日记、书信，写了很长的序、跋，来做一个交代。这份工作花费了他很多精力，等《巴金全集》编完以后，他又编了10卷本的《巴金译文全集》，两个全集的编纂工作从1986年断断续续持续到1997年才结束。
在整理巴老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组精彩的短文，是怀念从前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文章。这涉及到巴老的信仰问题。对于个人信仰，巴老从来不作正面回答，他写过两本创作回忆录，文革前一本，文革后一本，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的运动的经历来写的，他后来一直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老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用现在被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他写了怀念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老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我感觉到，他是通过写这些文章，对自己的创作、自己的信仰做了一个回顾。
巴老的作品编好以后，送到出版社发排，我发现它前无序后无跋，这样子印出来不太好看，就有心想请巴老新写一篇序文，放在书的前面。那时候巴老正躺在医院里，看他病得如此痛苦，我不忍开口，便找他女儿李小林商量，能否选一篇旧作作为代序，当时已经想好了用《没有神》，或者请李小林来写序。
谁知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巴金先生知道我的要求后，他就躺在病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请小林笔录。那篇序不长，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人生的热爱，文中还引用了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话：“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很难想像这就是一个在病痛折磨下的90岁老人的精神状态。更让人惊异的是，小林怕父亲记忆有误，回家找出柴氏原话核对一遍，几乎与原话一模一样。
这一套《火凤凰文库》，其中有巴金先生的《再思录》、贾植芳先生的《狱里狱外》、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家书》、张中晓先生的《无梦楼随笔》等，都成为名重一时的人文大书。
1995年4月，我把《再思录》样书送到巴金先生住的医院里。巴金先生特别高兴，他从病床上坐起来，用手抚摸着新书的封面，很有信心地说：“我还会写下去，再写一本《三思录》。”对老人的话，我是一直有所期待，但在以后几年里，巴金先生身体更差，几乎一直在医院和疗养中安度晚年，很少再看到他发表新作。
周立民：为什么要出版《再思录》(增补本)
12月上旬，近13万字的《再思录》(增补本)将出版，该书搜集了巴金《随想录》之后十多年的重要创作，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金思想历程的记录。出版《再思录》(增补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考虑到1995年以后，巴老又不断地写出新的文章，或者是有新的材料被发现，而在这时候，巴金的重要作品集《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都已出版，来不及予以收录，这样非常有必要对1995年版《再思录》进行增补，让大家对1995年以后的巴金，有一个更整体的看法。
《再思录》(增补本)里，收入了非常重要的几篇巴金怀念老友的文章，比如说，《怀念曹禺》、《怀念振铎》，其中《怀念振铎》属于未完篇，是根据手稿首次收入集子；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巴老为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每卷所写的代跋，还有一篇《告别读者》。这十篇代跋回顾了他从事翻译的历程，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历程进行了一次清理，这些篇章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文字完整，流畅。巴金的译文，总是跟他的思想发展有关，尤其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他正常表达自己思想的渠道受到阻碍时，译文就是他的另外一种说话方式。他自己说，一辈子反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在和旧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就借来别人的武器，所以他的译文和一般纯技术性的文学翻译不同。从其译作来看，纯粹的文学作品不多，即使是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很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是和他的思想有关的。
《再思录》(增补本)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书信，我们主要是选择了一些能表达巴老思想、感情、晚年心态的书信。巴老晚年由于疾病，不可能大量地发表文章，书信是他传达心声的重要渠道。这里面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书信中主要谈到了他的痛苦。巴金的痛苦一是疾病带来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能工作的痛苦，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始终没有摆脱，他在悲观的时候经常说，我生命都到尽头了，我这一辈子活着意义在哪里？我们还选择了一部分书信，内容涉及到巴老对社会现象发表的评论。这些书信，完全可以当做文章来读，而且巴金有很多文章，本来就是用书信形式表达出来的。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是给自己或朋友的集子写的序、跋，都很短，内容也是围绕他一贯思考的主题来写的，包括讲真话，反思文革，关于道德、生命的意义等。
《再思录》与《随想录》有着很重要的差异。《随想录》的写作是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下完成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指的，它的写作，作者始终处于与社会信息的及时交流和反应之中。《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当时这部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巴金就出来发表意见，通过为《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再比如对于文革的反思，这个话题也是社会热点，当时巴老身体状况比现在好，这也保证了他能及时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出反应。
《再思录》的写作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写出的，当然这种封闭不是和外界完全不联系，而是基本上不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巴老更多地回到了自身，越来越向内心里走。这种变化跟他晚年做的事情有关，他编《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不断地看自己的旧作，回忆过去的事情以及老朋友，这促使他越来越注重个人往事和内心记忆的东西。
在《再思录》里，还包括巴金怀念从前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巴金说，他们在他的成长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这在以前是不大说的；早年的信仰，一直是他忌讳的，现在他明确地说了出来，我觉得他正逐渐地开始整理自己的内心。这个现象，对于外界有什么意义？巴金作为“五四”以后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这些信仰的？在当时多元化的社会里，他接受这些信仰，其价值意义又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会这样痴迷？是不是有一种信息暗示我们，他在回归？
我认为，巴金能够完成《随想录》这样的巨著，意味着巴金在逐渐回归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轨道。他有着自己的运行轨道，至于这些内容深不深刻，深刻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再讨论。但他一旦迷了路，知道回到哪里去；而现在有些作家，根本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也不知所向。
另外，《再思录》延续了巴金对文革的反思话题，只是这种话题不再通过具体事例来反思，而是越来越抽象。文革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人类的伤痛，是人性的大检验，是人类社会某种特殊状态的预示。在《没有神》里，他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人为什么变成了兽？他没有强求大家反思，而是首先从自己剖析，他一直在进行道德自问：我没有讲真话，我对不起朋友……他就是说他自己不像某些人一开口就是“天下”，就是“人类”，可惟独忘了自己。其实对自己负责，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类的负责。
比较巴金的这两部书，《随想录》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再思录》却常常被人忽略。我觉得《再思录》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对于《再思录》与《随想录》，不能仅仅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通过暮年的这两部书，巴金等于书写了一个孤独老人的形象，一个“五四”以来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怀念从文》中有一句话，沉痛至极，非常有分量，可以说概括了巴金晚年的心情：“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本版撰文／本报特派上海记者谢海涛
本版摄影／本报特派上海记者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