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粗糙的，甚至是丑陋的，但只要是新鲜的，就有了生命的质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从当初的《文化苦旅》到现在的《行者无疆》，余秋雨的身后始终有虔诚的读者跟随。也是为了寻找文字后面的真实质感，2001年年底，记者在中旅大厦24层，采访了余秋雨。
21世纪三大文明唱主角
记者：《行者无疆》的欧洲旅行后，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您没有走过？
余秋雨：我并不是要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主要是选择对世界文化有普遍影响的地方。目前还有玛雅、非洲等地都还没去过，但现在不着急，因为还有许多已经走过的地方还没来得及消化，虽然书写出来，但还需要整体把握、感觉一下，21世纪肯定会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三大文明唱主角。
记者：美国的9·１1事件就是两大文明的冲突，您预测过未来会怎么样吗？
余秋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就发现他们两种文明打起来了，我想两种文明都会吸取教训的，即使他们有强硬派，但也一定会有智者，他们会反思，长期以来把自己的文明看成世界惟一的价值系统，这怎么可以？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加入了WTO，申奥成功了。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比较乐观，这就像孩子一样，越被重视就越容易成功，过去我们闭关锁国也是因为老是被人家瞧不起，有逆反心理。中国的唐朝被全世界尊重，所以能从容不迫，现在的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境况。我对中华的发展比较乐观，但对世界和平就没那么乐观了。我走过了那么多的地方，看到灾难重重，到处隐藏着危机和无知，那里的民众很容易卷入到狂热中，发生战争。
我的书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记者：走了这么多国家之后，您觉得世界了解中国吗？
余秋雨：我这次去欧洲，一路上感觉最深的是西方文明的自傲。它要求所有的文明进入它的价值系统，于是和其他文明敌对起来。其实，文明和文明之间是应该有共同语言的，文明的共同敌人应该是野蛮、恐怖，而不是其他的文明。但欧洲文明对中国的了解到现在还是外在的，提到中国他们会想到武术、餐饮、陶瓷，但中国人的心理走向以及情感基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在国外看到别人对京剧喝彩的时候，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也担心，他们以为这是我们的文明只有这些！相比起来，我们是那么了解莎士比亚、歌德、雨果。而他们却不了解我们的司马迁、屈原、李白。
记者：并非人人都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您的书帮助了他们。
余秋雨：这也是我当初行走的目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在路上，那么走在路上的人就有义务和责任。我在国外看到的外国人，很难说反华还是亲华，但能分为两种，来过中国的和没来过中国的，只要是来过中国的都对中国比较友好，因为和他们原来想象的不同。
我因此努力在我的书中追求一种结构，表面上是游记，背后是人文思想，文章中一定有我的灵魂、爱憎和与古人之间的心理共鸣。我不希望像我出走以前做那些研究，史、论往往是比较理性的概括，在学术界小圈子里、学者间交流是可以的，但不能面对大众，起不到推进文化的作用。
走访了解社会是种责任
记者：您“离圈出走”是在1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时候选择这种形式？
余秋雨：如果当时中国社会还比较黑暗，我可能仍旧会躲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但当时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空前的开明时期，我觉得应该走在文化发展的前面。在我的读者中，有很多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如果我还是在书斋中做文章，就连他们也不能带动，那样的文化思考有什么意义？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消耗，是浪费。
记者：出走就意味着放弃，当时没有顾虑吗？
余秋雨：我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第一批国家级专家，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长，我可以在已经不错的背景下过下去，但是和社会太远，所以我出来。出来之后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从此失去了各种保护，二是发现自己的储备只是书本上，必须要走访了解社会，亲临文化的遗址和现场。
第一本《文化苦旅》被社会接受后，我感到了某种责任，需要我继续走，越往后越是这样，这次欧洲之旅，我觉得背后有很多世界各地中国人的眼睛，他们想通过我了解世界。也许我的眼光有错误，但中国人毕竟可以用平等的眼光来考察其他文明了。
“行者”的路途没有界限
记者：这次来北京，我发现您开始用“行者”称呼自己，为什么？
余秋雨：这里面有一点幽默。我写散文，但中国研究散文的人太多，马上就会有人评论，你写的到底算不算散文？散文里面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议论？我没有精力啰嗦？我说在搞学术。有人就会说，学术不应该在外边走动，应该在书斋里坐冷板凳的！我说我是旅行者，可能还会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那我不叫旅行者，叫“行者”，走路的人总可以吧！
“行者”也是一个行动者。现在中国缺少的就是行动者、创造者。因为在我的眼中，考察也好，散文也好，是没有界限的，行走的路途也没有界限，所以我的新书就叫《行者无疆》。不仅如此，还有另一个含义，在路上。
为内心的冲动寻找表达方式
记者：很多读者喜欢您的作品，是因为它的文字，您追求这种精美吗？
余秋雨：我非常看重美文。我的文章从表面上看起来轻松、讲究，别人可能以为，它会比写学术的东西轻松一点，其实正好相反，我要把一篇万字学术论文，变成一千字的散文，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要把它写出生命的质感，这是我的所有文章追求的。很多在学术论文中我不感动，不能进入到我自己生命的东西，在现在这种文字中都可以表达了，如果说读者被其中恰到好处的东西感动，那是因为我与生命面对过了。
我的《行者无疆》，写成文字的大概是这本书的三倍，我一定要在其中，寻找真的叩进我心，我估计也能叩进别人心的发表出来。写《山居笔记》的时候，我的家人都知道，写一篇病一场，远没有当年写学术著作，一本接一本那么轻松。
记者：以前写学术著作是用脑，现在还要用心吧？
余秋雨：是的。是用心、用心。每个字的寻找、推敲过程中，也增加着我自己的感动。这是写作的第一层次，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消耗，但还没有完，一个声泪俱下的演员是演不好戏的，还需要把这种感动变成能感动其他人的潇洒的文笔，回到感性层面上来，为内心的冲动寻找恰当的表达形式，这有难度，对我也是，不是随手拈来的。我不喜欢用形容词。
记者：每本书都是这样推敲吗？
余秋雨：不，《千年一叹》就来不及了，现场记录着那次行走的艰难和危险。我们每天要在偏僻的小旅馆中寻找祖国的方向，把文字通过海事卫星发出去，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每天等着刊发，但还是有大段大段的文字脱落，是接收者凭借猜测补上去。为什么每篇文章都有“几月几日在哪里”，不瞒你说，当时我已经想过，有一天，余秋雨突然被杀，日记就此中断。这件事情太可能发生了，到处是恐怖分子、绑架者，我们不是政府代表团，最多只能花钱雇坦克保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走完过《千年一叹》的旅行全程……我当时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很美。所以我后来的书是全部“原始记录”，没做修改，我要通过它表现特殊的写作状态。
文化粘滞期易生长批评
记者：出了这么多书，您一定知道别人对您的批评吧？
余秋雨：知道一些，但因为我经常在路上，所以可能没你熟悉。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情况归入一个大背景中去考虑：我们的文化在转型，原来的文化结构和新型的文化结构之间是很难有共同语言，比如：很多人认为，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谈历史？这是一种是老旧的结构和观念。对此，我8年前在上海讲过：中国文化会进入到一个粘滞期，老体制要被淘汰，新体制还没建立，会出现是非颠倒。中国已经加入WTO，我希望文化产业化出现之后，这些情形能提前结束。
但具体到我，我只按我心中最感动的方式去表达。其实当初我辞去校长的时候就有人告诉过我，从那一刻起，我等于是自动放弃了一层保护，如果我现在是个政界人物，随意指责的人们就会有所顾忌。
记者：您自己觉得哪本书最满意？
余秋雨：我自己都还比较喜欢，可能《文化苦旅》幼稚一些。刚开始写有雕琢的痕迹，描述也比较老派，用了人家用过的表述方式，比如：“莫高窟”、“洞庭一角”、“庐山”几篇，因为我没有找到真正的让我感动的内容，所以写得没有后来的从容。
最满意自己的善良
记者：您最满意自己哪一点？
余秋雨：我觉得应该是善良，大的善良。我在写伦伯朗的时候掉眼泪了，写很多和我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人和事情的时候，我经常会这样，很多读者也被我这样的文章感动，我想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善良。
记者：您的名字很诗意，好像是笔名。
余秋雨：不是笔名，是真名。我是秋天下雨时候出生的，所以母亲给我起了“秋雨”。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我母亲念过书，她是逃难逃到那儿去的。我们村庄里的人很少见到过钱，生活非常贫苦，我现在还经常回去看看，但日子已经完全变了。 晨报记者佟彤／文郭铁流／摄
编辑人语
有权不欣赏余秋雨
不欣赏余秋雨。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过分，因为自己并没有通读过他的著作，只是零星地看过几篇他的东西，但他没能吸引我继续读下去，因为已读到的使我相信，那的确是一次艰难的“文化苦旅”。
有歌词唱道：爱你没有理由。同样，“不喜欢”的理由也常常很难说清。如果硬要说的话，我只能说感觉在他的文章里，弥漫着一种阴柔的东西，潮湿而黏糊，令我读之不爽。此外，为了表现文采，其文字上的造作，以及一些写作之外的带有表演之嫌的举动，也都成了我阅读他的障碍。
这些不喜欢，应该说完全是个人化的，不强求他人接受，甚至我自己也不会贬低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历史知识之博。但是，当我喜欢阳光蓝天甚至可以接受凛冽的狂风时，也可以不喜欢那终日不绝的秋雨，这是社会文明给予我的选择权。就像现在有男人穿着那种网眼衣服，披着披肩，涂着口红，耷拉着半截腰带在电视上晃来晃去，那的确是他们的个人选择，而我的选择在遥控器上；也许我还可以庆幸，男人作女人状也罢，女人露了胸部露肚脐也罢，他们至少还没有把拉下裤链当时髦。当然，这种危险并不是不存在。
说这些话，其实只是表明这样一个意思：许多东西，只要不涉是非与原则，就不必因个人的好恶而决定取舍。从根本上说，人们的多元选择与宽容，是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编辑明明不欣赏余秋雨还登出这篇文章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佟彤的这篇文章，因为有了我这等人的反对意见，而更具备了思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