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李书磊先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指出了余秋雨散文作品中的某些硬伤。本报去年也曾刊登过江苏读者吴海发《致余秋雨教授一封公开信》，对余秋雨先生作为学者身份还是散文家身份来写作提出质疑，认为学者的余秋雨不应该在其散文作品中出现某些硬伤。后来又有了余秋雨在其《山居笔记》一书中的自序和各大传媒所刊登的余秋雨《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

　　此举迅速激起了部分读者的反感，他们认为余秋雨太“上海男人”了，作品中出现点硬伤算得了什么，值得花2.5万字的笔墨在一部20万字的书序中自辩吗？而且《山居笔记》自序与《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给社会同样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信息是，余秋雨对自己作品中的硬伤置若罔闻，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把盗印其作者与批评其作者牵连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大家余秋雨也太小家子气了，整个儿一个上海男人！

　　对于传媒的这些批评报道，长期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余秋雨先生均一概不知。他告诉记者：“即使知道了一些，那也是后来的事。我长期在外，北京的报纸我很少看。所以报纸上说些什么，大多是朋友转告我的。有人还劝我有所反应，我说这没什么，让它去吧。”

　　余秋雨很明确地告诉记者，他不认为自己是上海男人。其理由，首先是年少时生长于农村，后随父才到上海读中学，虽混迹于都市，但他最拿手的作文所描写的是一派广阔的乡村景象，而决非弄堂文学。当大学进上海戏剧学院直到留校任教、考上该院院长，余秋雨先生也认为自己并未与上海男人为伍。他说，上海戏院里上海生源很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上海戏院也不讲上海话。辞去行政职务之后，余先生每年在上海停留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其次，余秋雨对上海及其变迁还是满意的。他说上海太多元化，上海男人也很多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是上海人，他身上体现出的周到、厚实、温和，就是上海男人的某些特征，余秋雨称这是对上海男人的一种“移位观测”；还有本位观测，即看现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男人，他们也很敬业认真，所以才把上海这座城市规划改造得那么好；最后才是流动的小市民，即外地人印象中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的上海男人。其实，上海人本身也反感这一类。余秋雨说，可喜的是，这类人已从早期的社会主要景观改造成如今社会的边缘状态。

　　由此可见，余秋雨不认为自己是上海男人，即使有人硬把他说成是上海男人，余先生也并不为戴上这顶“桂冠”而感到丝毫的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