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在重庆新鲜出炉的“恋爱合同”刚经媒体披露，便引来了无数的好奇、赞许以及指责和鄙夷。在“签约式爱情”、“契约式婚姻”以及婚前财产公证、夫妻AA制等“时尚”正被不少“新新人类”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之时，人们不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慨叹：商品经济时代的爱情真到了非“白纸黑字”来维系不可的地步吗？“签约式爱情”、“契约式婚姻”究竟能走多远？

　　“在我看来，这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是一种非理性的无奈选择。”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家指出，“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一个男人或女人是否继续爱一个人与是否爱另一个人，是不受合同约束的。如果在合约期内另有所爱却不能爱，或已不再爱这个人却不能离开，这不同样是一种非人道的禁锢吗？不同样是与我们关于两性关系的理想相去甚远吗？不同样是不符合这个时代人本、自由的节拍吗？这样一来，签约的意义便值得怀疑了。感情都不在了，一纸合约约束的又是什么呢？

　　“现代人面对婚姻动荡、爱情无常的‘时代症候’的惟一出路是：坚强一些，再坚强一些，自立一些，再自立一些，毕竟，情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他说。

　　“年轻的夫妇固然有选择具体生活模式的权利，只是别忘了，选择任何模式，都需要考虑到自己的文化背景。”一位婚姻家庭研究人士指出，“夫妻契约”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属于典型的西方文化产物。在西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到了中国，则明显地出现“水土不服”。

　　“对于家庭观念比较重的绝大多数中国夫妇而言，夫妻契约似乎显得过于超前。国外盛行的夫妻契约是与其高涨的离婚率并驾齐驱的，如果一味追风，难免因脱离实际而抱憾终生。”他说。

　　一项针对“夫妻AA制”的调查结果表明，持赞成态度的仅为18%。对现阶段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在承受着动荡、飘摇与压力的情爱之旅中，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相信感情、相信传统道德伦理乃至相信“宿命”，也不会去相信契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曾风靡一时的婚姻契约换来了更加高涨的离婚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陈一筠研究员八十年代曾留学北美，其时婚姻契约在北美正领风骚，“心存疑虑的男女索性不愿再受契约之累，决定不嫁不娶，独善其身；有的妇女甚至宁愿和一个男人生孩子后分手，做一个真正独立的单身母亲；越来越多的AA制夫妻不再生儿育女，随时准备散伙，不留牵挂和累赘，凡此种种，都导致今天的北美社会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现代人的婚姻真的成了做买卖吗？难道爱情不再无价、奉献不再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