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艾滋病防控上升至民族兴衰高度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　黄小希　周婷玉）第２３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信息显示，中国已建成艾滋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哨点监测系统及专题流行病学调查等多种形式的综合监测系统。

　　与此同时，中国累计治疗的艾滋病病人已突破１０万人。病人的病死率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１／１００人年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５／１００人年。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控工作。２９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指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

　　多年的不懈努力，帮助中国构建起一张防控艾滋病的天罗地网。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艾滋病监测哨点扩大到１８８８个，对吸毒者、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暗娼、男男性行为者、孕产妇和青年学生等人群进行监测，监测总人数达８４万。

　　咨询检测方面，中国的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点扩大到８５２６个，覆盖了疾控机构、综合医院、性病皮防机构、妇幼保健机构、计生机构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咨询检测体系。

　　为预防母婴传播，有效减少新生儿感染，近两年来，中国共有５７０万名孕产妇接受了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占累计检测咨询孕产妇总数的５１．８％，其中报告艾滋病病毒阳性孕产妇５６８１人，抗病毒药物应用比例为７４．３％。

　　此外，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展开。据了解，目前中国在２７个省（区、市）共开设６９２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累计治疗吸毒成瘾者达２８．７万人。

　　对于中国的积极态度，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曾评价说，中国在防控艾滋病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则直言：“我对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然而，显著成效的背后，新情况与新问题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

在中国，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男性同性性传播上升速度明显。卫生部近期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历年报告病例中男性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从２００８年的５．９％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６％。

　　中国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坦言，高危行为广泛存在，缺乏阻断经性途径传播的有效干预手段是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

　　除此之外，随着既往报告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需要治疗和发生耐药的病人越来越多，机会性感染导致病人死亡的数量不断升高，二线抗病毒药物和儿童药物主要依赖进口，抗病毒治疗的压力越来越重等问题，亦需引起高度重视。

　　这位负责人还指出，近年来，中国艾滋病反歧视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表现出一定包容度，但高危人群不愿意接受检测、感染者不愿意暴露自己感染状况等情况仍然存在。这些都不利于艾滋病的早发现与早治疗。

　　围绕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２９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的放矢地提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扩大预防母婴传播覆盖面，有效减少新生儿感染等８项政策措施。这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控事业指明了方向。

　　对于中国而言，艾滋病防控任重道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３７万余例，其中病人１３万余例，死亡６．８万余例。局部地区和特定人群疫情严重。

　　面对依然严峻的艾滋病流行形势和艰巨的防治任务，中国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控制经性传播方面，要大力推广使用安全套，在宾馆等公共场所摆放安全套；规范性病医疗服务行为，及时治疗性病病人，控制性病发生率。

　　在控制经血传播方面，要在血站逐步推行核酸检测工作，降低因窗口期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尽快建立经输血感染艾滋病保险制度。

　　据了解，针对艾滋病治疗耐药问题，中国从２００８年底在耐药病人中推广使用二线抗病毒药物。目前，已有４６０３例艾滋病患者接受了二线药物治疗。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国将增加基本药物目录中抗病毒和机会性感染的药品种类，逐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病人医疗费用负担，并推进二线抗病毒药物的国产化生产，扩大二线抗病毒治疗的覆盖面。

　　此外，中国还将研究制定流动人口中的病人异地治疗保障机制，扩大中医药治疗规模，不断提高抗病毒药物治疗的可及性和规范化程度。

“我们正和时间赛跑”
——访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３０日（记者廖翊）“国际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新华社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访了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我国ＨＩＶ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开创者邵一鸣。

    ５３岁的邵一鸣儒雅而干练。其颈部一侧，隐约可见一竖道创口，这是他２００１年罹患甲状腺癌施行手术后留下的痕迹。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邵一鸣这样说。他在与自身病魔竞逐的同时，与同伴一起与艾滋病赛跑。从１９９０年完成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工作回国，２０多年来，他始终奔跑在艾滋病防治和科研一线，留下一串串闪光的足印。

    中国艾滋病研究：研究水平提升，引起国际关注

    记者：邵一鸣教授，您所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病毒与病免研究室与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开展的“艾滋病疫苗研发相关的广谱抗体疫苗免疫检测的联合协作研究项目”实验室今年通过了国际鉴定。它的通过有何意义？

    邵一鸣：这个项目即“艾滋病疫苗发现研究计划”，由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美国杜克大学牵头，全球９个国家的３０多个实验室共同承担了这个项目。项目的意义是在全球建立艾滋病疫苗科学评价的技术平台。参与项目的实验室要通过鉴定，必须达到国际认可的ＧＣＬＰ标准。作为中国艾滋病研究机构，我们很高兴能参与这个项目，并在两三年时间内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准。我们起到的是一个地区实验室的作用。这个证书的获得，不仅对中国的艾滋病疫苗的临床评价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为中国周边国家的艾滋病疫苗评价也可以提供支持，意义重大。近几年中国科学家在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域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国际上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研究计划和中国研究的进度。这也是盖茨基金同意中国科学家加入这个项目的重要前提。

    中国艾滋病疫苗：采取创新技术，一期临床成功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大家十分关心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情况？

    邵一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参与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参与了这一项工作。我们自己的艾滋病疫苗研制是从２００５年左右开始的，采取的是具有自己创新的技术路线。首先，我们使用中国的天花疫苗——“天坛株”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载体，把老一辈科学家沈荣显院士３０年前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慢病毒疫苗（ＥＩＡＶ）的原理用到艾滋病疫苗的抗原改造上。选择天花疫苗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载体，是因为天花疫苗在人类使用的时间最长，使用的范围最广，数据最可靠，时间最久，安全性有把握。试验的另一个特质是使用活的病毒载体，活的病毒载体免疫原性更好。按照这样创新的技术路线，我们研制的艾滋病的疫苗在三年前启动了临床试验。刚刚结束的第一期临床试验充分证明，这个疫苗是非常安全的，接种者没有任何严重的不良反应。

    记者：现在中国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到了哪个阶段？

    邵一鸣：传染病的疫苗的临床试验一般要经过三期：第一期叫安全性评价，选择完全健康、没有任何危险性感染的人进行临床试验；二期，用于有危险性感染的人群，重点评价其免疫原性，检测设计的免疫指标、对抗病毒等是否可以实现；第三期是在更大的高危人群中直接测试这个疫苗，检测其能否保护接种人群不被细菌和病毒感染……需要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今，一期临床试验已经结束了，完全实现了设计目标，既能够引起体液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也可以诱导细胞免疫反应产生针对病毒的特异性的Ｔ细胞反应，并证明了疫苗的安全。二期疫苗已经生产出来了，得到了国家药监部门的技术审批，现正报送我们二期的临床试验的方案。

    中国艾滋病防治：流行形势严峻，呼唤标本兼治

    记者：当前，我国艾滋病传播情况如何？防治的难点在哪里？

    邵一鸣：针对艾滋病在我国迅猛上升的势头，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启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经过十年努力，使我国艾滋病上升的迅猛势头得到了充分遏制，２０１０年底前将感染者控制在１５０万人的目标已经实现。去年底，我国携带艾滋病毒和在艾滋病阶段的有７０多万人。

    记者：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难点在哪里？

    邵一鸣：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主要是艾滋病流行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性传播造成的艾滋病已经超过其他途径的传播的总和。现在，不仅在所谓的传统的高危人群，在工人、农民、离退休职工、青年学生等普通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的发现。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流行情形，在中国兼有。在这种情势面前，过去的一些防治策略必须要跟着改变，应该要有新机制、新策略、新措施，保障我们的防控工作到位。

    记者：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新的策略和措施？

    邵一鸣：我国疾病控制队伍目前才２０万人，全国医疗队伍有７００万人。首先应该设法把２０万人为主的防病工作推广到７００万人参与，进而推广到１３亿人参与。防病工作一定要全社会参与，建国初期的很多公共卫生经验、卫生防病工作的经验值得借鉴。

    另外，应该进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流行状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策略。最近，我们与四川凉山州政府开展合作，当地政府把政府扶贫基金、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基金与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建设、医改的资金融合在一起，为艾滋病患者建立一个农工贸联合体或经济农场的模式，防止他们因无法实现就业、重返社会而重蹈覆辙。经调查，当地８０％的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者都愿意加入到政府组织的这种经济体里劳动、工作、防治艾滋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分类指导、标本兼治的模式，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使新患感染者降到极限。

    中国防艾努力：加强国际合作，加快疫苗进展

    记者：过去的５年，在您的科研生涯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邵一鸣：过去五年，大的科研环境有了显著改善。非典之后，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启动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等大的计划，用于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直接与１３亿人健康紧密相关的重大疾病的防治，把发病率和死亡率全部降下来，这使我们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与此同时，国家对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条件大大改善，更好地推动了我们在传染病控制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工作的一些主要进展都是在过去的五年发生的。

    记者：未来５年，您和团队有什么具体目标？

    邵一鸣：我们最想实现的就是把已经完成的一期临床实验的疫苗马上推入二期，让它能较早进入三期。我们希望能产生一个初步能看到一定效果，或是能展示未来发展方向的临床试验结果。

    我是中国艾滋病疫苗联盟的主席，希望通过与国内２０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联合，在国际上发挥中国国家团队的影响，使得未来研究的有效艾滋病疫苗中有我们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中国是亚太艾滋病疫苗网络的秘书处，我们的工作理应在亚太国家起到推动作用。我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的科学能够跟国际的科学进一步融合，做更有效、更有益的合作项目，使我们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的大国，而且能变成一个科学强国，实现我们国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记者：您的甲状腺癌手术做完以后，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邵一鸣：恢复还行。但这对我来说，是个警号。我们正和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