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最引人瞩目的还要数开年经济的一系列“KPI”数据。拉出今年宏观经济的一系列指标清单：财政支出、赤字率、物价水平、减税额度、能耗率……每个数据背后都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维度，然而，其中吸睛无数的无疑还是GDP增速。

去年经济增速为何放缓？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应该怎么看？如何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后，麻辣哥第一时间独家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今年经济增速定在6.0%——6.5%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问：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为哪般？

“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中最大的变量是内需增速回落。”刘伟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投资增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2%回落到2018年的5.9%，其中回落最为明显的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类投资，全年增速下滑到不足2%。

消费增速下滑加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17年的10.2%下滑到2018年的8.98%，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汽车销售，从2017年的5.6%增长下降到-2.4%。

刘伟认为，导致去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基本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向外看，世界经济动荡和贸易摩擦加剧，向内看，也有周期性和机制体制性因素带来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内因大于外因。”

需要看到，机制体制性累积的趋势性因素大于短期周期性因素，但短期周期性因素有快速上扬的态势。“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2019年而言，短期要强化底线思维，强化稳增长的力度，但同时也要通过促改革来稳定市场、稳定预期。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真正完成经济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

二问：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有哪些考虑？

“6.0%—6.5%经济增速区间是科学合理的”，刘伟认为，这一目标兼顾了保持就业稳定、实现全面小康和防范重大风险等多方面要求，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转。

充分考虑了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根据相关测算，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速度已回落在6.4%左右，要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在2%—4%的区间，保证既不出现通货紧缩也不出现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

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的供需匹配是中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中仍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原因之一。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的合意目标是1100万，这决定了2019年GDP增长的合意目标是6.0-6.5%。根据对就业弹性的估算，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需要保持1100万的目标，才能使得失业率不出现明显上升。而要创造出这样规模的就业岗位，就需要中国GDP增速保持在这一水平。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相匹配。按照去年GDP增速为6.6%计算，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9—2020年年均GDP增速需达到6.15%，才能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努力争取6.0-6.5%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有助于防范化解国内外经济风险。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趋缓的趋势，外部环境还面临更多全球经济周期整体性回落、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和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内部环境还存在“三期叠加”的发展压力，因此，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2019年GDP增长目标不宜定得过高，过高的GDP增长目标可能会导致“稳增长”政策过度加码，综合考虑，保持在6.0-6.5%的水平具有可行性，且与我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相匹配的。

三问：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该怎么做？

压力和动力同生并存，要找到发展的动力，就要先看到发展的压力。刘伟指出，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面临四重压力——

压力之一在于民营经济是否能摆脱低迷的状态。整个经济体系中，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如果出现持续回落的局面，那么中国经济的各项关键绩效指标都会难以达到预定目标。

压力之二在于世界经济周期逆转的幅度是否过大，以及在世界低迷中各类贸易冲突是否加剧，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能否在未来几个月之中达成和解。

压力之三来源于金融风险是否在房地产调整、汇率市场波动以及局部风险点显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快速上扬。

在主观能动性方面，部分地方官员和部分企业家能否积极作为、持续作为、有力作为，也构成了压力来源。

刘伟认为，在看到压力、积极应对压力的同时，化压力为动力，还要重视发展的有利条件，借势而动、凭风直上——

2019年面临了一系列有利条件： 2018年上半年以“六稳”为核心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稳定了市场主体的情绪，特别是通过保护产权、精准滴灌以及市场开放等举措稳定了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以及产业政策在过去出现的传导不畅、相互冲突、相互叠加等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调控的空间依然较大，中国经济的市场依然很大，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自我孕育新动能的能力，保证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自我平稳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