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启

　　人物档案：张建启，１９４６年出生，山东曹县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曾参与组织指挥“亚洲一号”、“风云一号”、“澳星”、“神舟”号飞船等大型航天发射任务，获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

　　寒门出骄子

　　出生于曹县的张建启是家里的独子。
　　由于生活贫困，儿时的他长得像棵“豆芽菜”。衣服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就和同学互相理。上中学时，离家有三四十公里，每次放学回家，他得走到很晚。带上点干粮和咸菜，第二天再去上学。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张建启的考试成绩几乎总是排在第一名，显示出过人的天资。一次上物理课，老师讲到内燃机的效率只有１０％，张建启不服气地说：“我将来偏要把它的效率提高到２０％到３０％。”
　　１９６４年，张建启高中毕业。校长对他说：“你报军校吧，第一志愿不许自己填。”张建启想，自己是靠奖学金才上完中学的，能参军还有啥说的，让祖国挑选吧。
　　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学校当年只有两人录取到军校。那天，他提着个小网兜，穿了件破背心，与另一位同学按通知要求去济南报到。就在这一天，他才知道自己被录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哈军工的日子里，张建启如饥似渴地拼命苦学，五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阴差阳错，学核物理的他意外地被分配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走进了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

　　转战发射场

　　在戈壁滩刚工作了半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组建，急需高科技人才。于是，张建启从荒漠走进了山沟。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独立自主设计的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它曾以首次发射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实验通信卫星、国际商务卫星而蜚声世界。
　　当年，张建启随数千名创业者开进大凉山腹地那条神秘的峡谷时，这个未来世界十大航天发射场还是满目荒凉，杂草丛生。为了建造试验指挥大楼，张建启曾在外地考察调研了半年，精心画图，反复研究，结果试验指挥大楼设计图与设计所的平面图几乎不分彼此。
　　当时，活动地板国内还没有，他在中国人民银行看到从法国进口的活动地板后，心想，要选就选这样的，二十年不落后。回去一汇报，一片反对声，但中心主任张敏却十分赞成：“这是个大胆的方案，就这么干！”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建启笑着说，即使今天来看，西昌当时的“装修”标准也不低。
　　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时，曾对调度、指挥人选争论不休。几经斟酌，大家一致认为非张建启莫属。
　　１９９５年，我国着手选拔航天员。张建启被任命为航天员选拔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就在航天员选拔完毕的当天下午，一纸调令让张建启再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任副主任，主管载人航天发射试验。

　　建功飞天路

　　既豪爽大度，又足智多谋；既大胆果敢，又严谨细致——在送“神舟”上天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兼具指挥家和科学家素质的张建启屡建功勋。
　　１９９８年，发射场首次大合练，张建启天天泡在阵地上。船箭转运时，火箭有６０多米高，飞船已加注，而火箭未加注，中间是空的，上重下轻，做风中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积累数据，必须做到极限。转运风速从每秒４米、８米，升到每秒１０米，参加测试的人员不敢再提高风速了。但张建启仍坚持做到最大极限，一次升到每秒１４米，转运取得成功，同时测出了火箭受力的极限值。
　　张建启说，每次发射都面临严峻考验，但最难的要数“神舟”一号。因为“神舟”一号是一艘由电性船改装成的试验飞船，功能不完善。
　　合练时，飞船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有专家提出要打开飞船大底排除故障，有的则坚决不同意。因为飞船里的仪器上千台，涉及元器件大约７万多个，信号线更是成千上万。当时，测试已进行到了最后阶段，飞船上所有的火工品都装上了，密封胶也上了，开大底非常危险。
　　飞船决不能带着问题上天。当晚，张建启找到飞船总装厂厂长张俞谦询问情况，意外得到一份飞船开大底“５０条风险分析”。他如获至宝地回到家中，彻夜未眠，在灯光下对５０条风险一一分析推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开大底风险很大，如果组织严密，风险可以避免；若不开大底，飞船就有可能带着故障上天。
　　张建启拿定主意：开大底！
　　打开飞船大底后，不仅排除了故障，同时还发现先前装大底的时候压断了一根信号线。正是由于这次开大底，在以后的飞船设计中，技术人员吸取教训，改进了信号线走向，消除了隐患。
　　从“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到“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张建启每次都有新故事。而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从未改变——每次发射前，他总会独自来到聂荣臻元帅的墓碑前，深深地鞠一躬，再静静地待上一会，让大战前的心情平静下来……

　　崔吉俊

　　人物档案：崔吉俊，１９５３年出生，山东无棣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副总指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１９７８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飞行器自动控制专业，后在该校获得工程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航天试验工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

　　走进红柳生长的地方

　　１９７３年，２０岁的崔吉俊从黄河岸边的无棣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为发射测试岗位上的一名操作手。
　　当时的无棣几乎是山东最穷的县之一。然而，从盐碱滩来到戈壁滩的崔吉俊还是感叹，没想到这里比家乡还穷、还荒凉。
　　细心的崔吉俊喜欢家乡的红荆条，更喜欢戈壁滩上的红柳树。他说，这两种植物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能长得郁郁葱葱。
　　就像红荆条和红柳树，崔吉俊和战友们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长年不下雨，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上建设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航天城，把卫星和各种航天器送上了太空。而在发射测试岗位上成长为技术能手的崔吉俊被保送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飞行器自动控制专业学习。后来，他又在这所大学获得了工程硕士学位。
　　从大学回到发射中心，崔吉俊担任了发射测试站站长和“零号指挥员”。发射测控站是飞行器测试和发射的“前线指挥所”。而“零号指挥员”就是在发射前１０秒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位。
　　１９７０年，如今的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当年的“零号指挥员”胡世祥就是在这个岗位上，按下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点火按钮。

　　树人大计

　　载人航天对卫星发射中心来说是新任务。崔吉俊担任发射测试站站长之初，就面临着充实组建载人航天发射队伍，探索载人航天发射模式的任务。
　　当时的情况是，载人航天发射队伍中的新学员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大型发射任务，也没有接触过航天发射。地面发射勤务队伍大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更无经验可谈。于是，从战士成长为专家的崔吉俊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人才的培养上。
　　今天，谈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让崔吉俊最感欣慰的，就是这支技术过硬的队伍。
　　崔吉俊常对年轻人说，我们所从事的航天事业，可能不会让我们干一辈子，但是，干一次，就得干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成绩或许离开载人航天队伍后就得不到承认，但锻炼出的素质和能力将伴随我们终生。

　　诗如其人

　　“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巴丹吉林把它深深掩藏／胡杨是天然迷彩／大漠是蜿蜒屏障……”
　　很难相信，这样美丽的诗句，出自航天试验工程专家崔吉俊之手。
　　３０多年前，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崔吉俊偶然间买到了著名诗人李瑛的诗集《枣林村集》。从小梦想成为作家的崔吉俊如获至宝，一篇篇、一页页诵读模仿，开始了诗歌创作的艰难探索。
　　多年后，当崔吉俊手捧第一本个人诗集初稿请李瑛指正时，老作家深深为之感动，欣然提笔写下了《大漠深处的歌》，为这位大漠航天城的诗人叫好、喝彩。
　　崔吉俊是矛盾的。从事着严谨科学事业的他却有着浪漫的诗情。他这样描绘戈壁滩的季节：“戈壁的春光懒洋洋地搭在驼背上／人们见惯了它的踌躇和蹒跚／只是今年，春的脚步更慢／人们不免发出几声感叹……”
　　崔吉俊是敏锐细腻的。在诗作《归去来兮》里，他把盼望飞船返回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喧闹的工厂惦记着你／惦记你的筋骨可否受伤／多希望炼炉里的心血和智慧／铸成你永远折不断的钢铁翅膀／丰收的大地盼望着你／盼你带回崭新的理想／那一颗颗奇妙的太空种子／定会为田野生出新的生命和希望……”
　　崔吉俊又是开放的、大气的。地理环境封闭的戈壁并没有隔断他思维的翅膀。在《不要战争》中，崔吉俊写下了参观联合国总部时引发的诘问：“……谁的内政被粗暴干涉／谁的主权得不到维护／谁在用枪炮大声说话／谁在默默忍受着屈辱／在这个世界上／罪恶可能被张扬／正义可能被亵渎／人们期待的和平的曙光／何时才能降临在／每一个国度……”
　　诗如其人——崔吉俊，兼备理性与感性、科学与浪漫气质的航天人。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