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马斯本人的经历，记者曾跟他约定，他只需要挑他愿意回
答的问题回答，但托马斯还是真诚而礼貌地回答了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只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托马斯不再像刚才谈公益事业那样侃侃而谈，
他总是先稍微犹豫一会儿，然后用几句简短的话————甚至是几个
字来回答记者，托马斯的眼睛也不再注视着记者，时常看窗外，有些
黯淡。
　　记者：被查出艾滋病那会儿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完了？
　　托：是，一切都完了，那会儿的药很贵，一年要十几万元，而且
是终身服用，那时候我的身体非常糟糕。
　　记：你想过放弃吗？
　　托：想过，这么高的价格，我没法活下去，再说，我看不到任何
希望。当然，现在便宜多了。
　　记：那你的家人呢？他们是不是也绝望了？
　　托：我一直在国外做生意，33岁那年发病，我还没有结婚，当时
我一直在犹豫，我的钱只够半年的医药费，是把钱给家人留一些，还
是自己拼着求生呢？父母和家人劝我：“你别留了，还是去拼一拼吧，
拼着看看这半年内能有什么转机。”
　　记：人到生命垂危时，是不是看到的世界与别人是不一样的？
　　托：人真到垂危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什么金钱、
名誉、地位，一切都是虚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而金钱要轻得多，
人变得比较容易满足，有一些经验想抒发出来，磨难真是对人的一次
改造。
　　记：所以你想到了参加到防治艾滋病的公益事业中来？
　　托：一个人快要死了时，会思考很多，后来他又活过来了，会对
人生观产生很大变化，内心就像经过了一次净化，这时感觉仅仅唤起
自己来求生已经不够了，要让更多的人有生存的机会。
　　记：那你现在的朋友都是以艾滋病感染者为主？
　　托：是的。但是感染者很难接受别人，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怕被
别人揭隐私，我去和他们交流，朋友就是这么建立起的。这个圈子里
的人很小心、很敏感、也很现实，没事不会来找你，但他们又都很看
得开。
　　记：那你以前的朋友呢？他们还来看过你吗？
　　托：从我查出病的那天下午起，我的电话就没再响过。基本上没
有来往了。
　　记：那你的家人呢，他们有什么反应？
　　托：亲情是件很奇妙的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你的邻居是艾滋病
人，但可以接受自己的亲人是。
　　记：你觉得你从事的公益事业有意义吗？它可能并不能挽救你自
己。
　　托：做这项工作以后，我感觉累了很多，但很有意义，不能等艾
滋病已经蔓延了才开始防治，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记：你说过，今天下午你会公开你的身份，平时在公开场合你敢
吗？
　　托：不敢。
　　记：怕被歧视？
　　托：这是对人性的歧视，肿瘤也是不可治愈的，但人们对他们却
不像艾滋病。不要用道德来衡量艾滋病，它只是一种病，而不是一种
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