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是一部讲述自我奋斗成功的个人传记。作者是新锐戏剧家张广天，他首次披露自己从一个绝对缺乏资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民间诗人，到浪迹天涯剑走偏锋，创造出现代文艺神话的传奇经历。

　　在近年的话剧实践中，张广天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诗、歌、剧，三位一体的形式，使他的戏剧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艺术感染力。从2000年的《切·格瓦拉》，到后来的《鲁迅先生》、《红星美女》、《圣人孔子》，张广天引发了艺术界一阵阵的地震，他的作品代表了世纪之交的一种文化嬗变。

　　下文摘自《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文/张广天

　　在王斌家里，和张艺谋见面，谈了半小时。我说，从来没写过电影音乐，不知道怎么干。张艺谋说，那就试试。这事就定下来了。

　　我很纳闷，他为什么要找我？既没有经验，也不知根底。后来，有次吃饭时闲聊，他说，脑子够用，办事踏实，和人处得来，就行了。

　　我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脑子够用，不懂可以学；办事踏实，成败都有交代，也就误不了事；和人处得来，这是集体艺术的合作基础。有这3样，比漂亮的履历重要得多。这3样，你可以凭自己的眼力判断，而履历往往有太多水分，很难判别真伪。

　　从这件事，我暗服张艺谋厉害。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首先应具备清晰的头脑，要敢于判断，善于判断。对张艺谋来说，选择一个新的作曲，半个小时已经足够了。他无须和我谈什么音乐问题，也无须了解我如何去实施我的方案，只要我和他的沟通没有障碍，大方向就不会错。这叫治国治吏，逮着一个就有一大串。而平庸的导演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只会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拣剩下的人才用。所以，很多人想学他，是舍本求末。技巧可以模仿，胆识却要靠自己历练。换句话说，有技巧未必有胆识，有胆识则必有技巧。

　　这件事给我的好处，比跟他拍电影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电影的名字，原先叫《上海往事》。有一次，我拿去一堆江南旧歌谣，和张艺谋一起翻看，找到几句很有意思的词，然后七拼八凑，修剪画裁，就写出一段歌词：

　　摇啊摇到外婆桥，

　　外婆夸我好宝宝，

　　又会哭，又会笑，

　　两只黄狗会抬轿。

　　摇啊摇到外婆桥，

　　桥上喜鹊喳喳叫，

　　红裤子，花棉袄，

　　外婆送我上花轿。

　　大家听后，觉得很好，建议定为主题歌。我说，既以此为主题，何不把影片的名字也改过来？张艺谋认为有道理，于是，就有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但是，要给这样一段不露痕迹的文字配上一首不露痕迹的曲子，谈何容易。导演的意思是，弄个旋律，既要上口，又要好听，还要天然玉成，好像本来就在民间流传着，不能叫人听出作曲家造作的手笔。这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正纳闷，张艺谋便饶有兴致地在一旁唱起来，他唱的是《红孩子》的主题歌：“……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边唱还边比划，学着孩子扛枪踏步的样子。

　　我明白了，这个可比写大交响乐难，要玩纯的！

　　我带着一支12音口琴，跟上摄制组，去了无锡。在无锡，我们住在太湖之滨的一个招待所里。正值仲秋时节，岸上高高低低，到处都种着银杏树，叶子黄透了，交织着太阳光芒，亮人心膛。我的工作比较自由，或去导演房间，与主创人员谈戏；或上下串门，四处交友。住了将近10天，一筹莫展。一日清晨，我遇见上影厂的制片张健民，他正要去太湖找船，便和他闲聊起来。他说，已经弄来好几艘船，导演都不满意，还得重来。说到船，我有些心动，就想起到湖上转转。张健民说，没问题，就给我派了一条汽艇。我坐着汽艇，乘风破浪，在湖面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忽然，我发现一个岛屿，便让驶近停靠。上了岛，荒芜人烟，只见芦苇飘摇，乱石遍布。我抬头看天，秋高气爽，胸臆间开阔起来。这时，一个从1级到5级的下行宽音程在我脑子里浮现，我拿出口琴试吹，觉得不够，想拔高上去，就又添了八度音。有了！动机生成了。按这个动机往下发展，一会儿，曲子写完了。

　　下午，我找来扮演阿娇的小姑娘杨倩，把新写的歌教给她唱。她跟了两遍，就上口了。吃过晚饭，我带着杨倩去找导演，导演听了她的唱，为之动容，说：“好，就是它。”

　　第二天，上影厂给我派了辆车，送我去上海。在上海，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做。我要教巩俐唱歌。

　　剩下的这部分音乐还算得心应手，主要是模拟老上海风格的爵士乐。我把北京的那帮滚爷爵爷都请来了，在中唱上海分社的大录音棚干了一个星期。这个地方原先是旧百代公司，聂耳就曾经做过百代的音乐总监。我想30年代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当时，电影厂、唱片社大量生产进步文艺作品，青年艺术家们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60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回首往事，不免感慨万分！

　　给巩俐的歌曲，在北京就写完了。我托人做了个小样，早早就给了她。在上海，录音前一个晚上，我们练习了一下。我去她的住处，天色已经很晚，想是白天拍戏她已经很累，先睡下了。听说第二天要录音，她又坚持起来，试唱了几遍。

　　录音比较顺利，她唱得非常好，戏也很足。上影厂的同志和剧组主创都对作品交口称赞。

　　巩俐为人大方，做事周全，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次，剧组在少年宫拍戏，有现场乐队参加，我去指导。我妹妹为了看热闹，也过去玩。见到巩俐，妹妹向她要些纪念品，她手头没有，就说哪天托我转交。后来，工作太忙，这事就不提了。过去小半年，有次和她通电话，她竟又想起纪念品，说早准备好了，一直没机会给我。几天后，制作人找我，给了我一本精美的小本，上面有她的剧照和签名，是赠给我妹妹的。

　　其实，张艺谋找我做音乐，也并不百分之百放心。他一方面放手让我写着，另一方面已经通知坂本隆一，让他准备后援。只是到了上海，我把大部分音乐录出来后，蛮是那么回事，他才舒了口气。到此，坂本隆一才被最后终结，全部音乐都交由我写，我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做一回真正的配乐师。

　　第一次为合唱和管弦乐队写总谱，对我有相当大的难度。有很多乐器，我不十分了解。还闹过一次笑话。我给小号写了3个声部，录音时却只叫来一个人，因为我那时甚至不知道小号是独奏乐器。就这水平，要写全本电影的音乐，别人不知底细，我自己晓得斤两，比走钢丝还险！没办法，只好边写边学，恶补管弦乐配器法。凭着年轻体壮，熬夜拼命，一日只睡4个小时，写了改，改了写。算我运气好，就这么连滚带爬，老天开眼，让我过去了。

　　后期在日本做，日本人对片中的童声合唱连连夸好，导演致电，向我表示祝贺。1995年，影片参加戛纳电影节，获最佳技术奖。该奖项，是专为摄影和音乐所设。然后，法国的唱片公司找我签约，录制原声唱片。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被人称做为电影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