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1年9月,一本名为《向农民道歉》的内部资料在陕 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不少人看了潸然泪下。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银录,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了数百名农民 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2001年4月9日,马银录率领12人的 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至7月14日离开,共驻村96天。 在这90多天里,马银录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每天的所做、所见、 所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最基层的现实和矛盾,反映了农民之苦、农 民之难、农民之善。近日,这本书正式公开出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银录说;“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 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 干部身上。”他说:“我们要向农民道歉。‘道歉’,是明确责任、 解决矛盾最有效的方法。” “向农民道歉”,是在“三农”背景下一线工作的从政者自我反 思后提出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进村: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2000年11月25日,西固镇收税干部与器休村一户农民发生冲突。 当晚,镇派出所警察强行将4个农民抓走。数百名群众闻讯后赶到镇 政府,冲击派出所,救出被抓农民,酿成影响恶劣的“11·25”事件。 事后,一些农民害怕报复,吓得连春节也不敢回家;各级干部也轻易 不敢到村里去。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受命率县级工作组进 驻器休村,试图彻底解决这里的问题。 为了避免激化群众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没有乘坐专车,而是一人 背一个行李包乘坐城乡公交车来到器休村。没想到的是,一进村他们 就听到了这样的对话:“这伙人是弄啥的?”“一帮狗东西。谁知是 弄啥的。” 现实:农民之难 工作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家串户了解农民们的情况。让马 银录震动的是,一些农民生活的困难程度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在村民武来贵家,马银录看到他没钱用电,点蜡烛点了20年;在 村民董自怀家,马银录看到他几乎是借钱度日,连1.2元的借款都清 清楚楚地记在账本上。他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了他们,但他知道这些 远远不够。 进村第三天,即4月12日早晨,工作组成员聚在一起开了第一个 碰头会,交流自己两天来的所见所闻。串户的工作组成员说:有些群 众说我们是抓人来了,收农业特产税欠款来了,卖狗皮膏药来了…… 马银录说:“碰头会后,我们决定,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告诉群 众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来干什么,免得群众猜测、议论,造成不必 要的误会。” 村民大会:转折点 村民大会在村部召开。11时多,村民才陆陆续续走来,但很少人 进会场,绝大多数坐在、蹲在、站在墙两边和大门外。 马银录用话筒叫外面的群众进来开会,可是只有个别人响应。 没有办法,马银录只好讲了起来—— 大门口及外面的群众不进来也行,因为我们是群众大会,来去自 由。 首先,我们来不是来抓人打人,但是我们可以管抓人打人的。我 们是来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你们有什么忧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 诉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共同商量,或请求有关 领导、部门帮助解决。 下面,我讲讲我走访董自怀一家后的感受。大家知道,董自怀本 人有胃病,胳膊受过伤,不能干重活。他媳妇叫葡萄,他们有两个孩 子,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三年级。昨天上午,我们去他家,看着特 别凄惶。两扇大门很旧很烂,用铁丝拴在两根粗细不一的木桩上。他 们现在欠款7000多元,每笔欠款都记得很细。其中借人家的1块2毛钱 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课本费,几次让学校挡在门 外,不让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农税干部嫌葡萄 交税少,竟把她打得满嘴是血……这还不够,又和镇上另两名同志封 了葡萄家的门,让孩子无处吃饭。如果被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妹,封 的是我们家的门,我们有何感想,我们能容忍吗?可当时在场的其他 镇上干部、村上干部为什么不管?有的还帮着打,有的还讽刺挖苦, 这些干部别说没党性,连人性都没有! 这次会被马银录称作“转折点”,此后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淡了 下去,工作组不再被看作“一帮狗东西”。 农村矛盾:为何产生 通过调查,工作组深入了解了器休村的情况。 器休村的矛盾是在1998年后逐渐暴露出来的。这个村的主要产业 是种植苹果,1997年以前经济状况较好,曾是白水县10个农业特产税 上交大村之一。1997年后,由于果树进入老化期,再加上连年大旱、 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大幅下滑。有的家里供不起孩子上学,有的不得 不贷款交税,有的在春季揭不开锅。 “这个时候政府对农民的税赋也进行了下调,但是下调的幅度跟 不上农民减收的幅度。”马银录说,“因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 面农民没钱交税,另一方面税务干部又必须完成指标。一些干部就采 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干群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 但是一些干部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变化。器休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 对马银录说道:“我们镇原党委书记×××在全县召开的农业特产税 动员大会上表态,要用‘三铁政策’收税,我开始没听懂,又听到他 解释说,就是要用‘一副铁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收税。 当时你们县领导听了不知是啥感想,反正我听了很害怕。后来事实也 确实证明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包村干部来了开着警车,一个从村 东头叫,一个从村西头叫,吓得一些群众、孩子至今一见警车或听到 警车叫就哭。” 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使矛盾逐渐积累,后来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 “11·25”事件。 在同村民的接触中,马银录感到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故意闹事, 农民是容易满足、最谨慎安分的一个群体。 反思:谁给了农民不公正的待遇 马银录说,我们进村后,通过深入农户、走访群众、发放意见表 等形式倾听群众呼声,感到问题虽然发生在村上,但根源在镇上。 在这些尖锐的问题面前,经过对照检查,西固镇干部“我们是对 的,群众有问题”的认识被工作组“扭”了过来。2001年5月26日, 西固镇领导及农税干部一行7人来到器休村,逐户向近年来在征税中 受到伤害的群众真诚赔礼道歉。 工作组在器休村共驻扎了96天,7月14日是他们返程的日子。马 银录说,他们打好行包正准备离去,突然看见村干部和群众敲锣打鼓 前来相送,有的群众还拿来了床单、鞋垫、鸡蛋、苹果等物品。 马银录说,他提出的“向农民道歉”,并不是仅仅只就“11·25” 事件而言,也并不是只针对器休村的农民。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农民 都享有接受道歉的权利,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 遇。 在器休村一些最直接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农民们又提出了八个更 深层次的问题: 你们城里人走路、孩子上学交不交修路钱、老师工资钱?乡统筹 村提留什么时候能不收?农业特产税什么时候能减下来?让我们喘口 气,好好发展生产行不行? 农产品价格直线下降,农药、化肥、农机具等农用品价格却不断 上升,这是谁造成的?国家的农业投入都到哪里去了?中间的利润都 让谁拿走了? …… 这些问题,马银录显然无法给出他的答案。 邓科 李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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