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医学史上下五千年

　　羌人医药学当开始于远古时期。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百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表明进入中原地区的羌支姜姓炎帝神农氏已经认识了一些药用植物并用以治病。秦汉时期，居于今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冉、駹族群，已积累了较丰富的药理知识。《后汉书·西南夷传》：“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麂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言其地“特多杂药”。事实上，有史以来羌族故地川、甘、青等地区一直盛产药材。除自用外，还远销中土、入贡朝廷。唐中叶时，他们进献的贡品中就有麝香、羚羊角、大黄、当归等名贵药材。

　　到西夏立国后，羌人医药学有了很大发展。西夏人注意吸收宋金医学知识，以发展自己的医学。国家机构中专设有“医人院”。从成书于十二世纪中叶的西夏文词典《文海》和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资料看，西夏羌人在医学理论、病理、药理，以及常见疾病和治疗方法等诸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系统和知识，西夏医学已颇具体系。

　　如西夏医学认为，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此四大调和若缺，即所谓“四大不合”，则生疾病。对病理的认识偏重于血脉，认为健壮、疾患皆由血脉通、蹇所致。其用药处方也颇有特点。如《文海杂类》释“癞疮药”：“松、柏、草、屎粪等之浆是，癞疮药用是也”。以粪入药，本是羌药传统，已见前述。由此可推知，西夏医学当是在羌族传统医基础上的发展。此外，西夏医学对传染病也有所认识，《西夏纪事本末》：“或迁之（病患者）他室，谓之闪病”，即是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疗治。这种传统疗法在羌区一直沿袭到近、现代。如新中国建立前，羌族对“麻风”等传染病患者的处理：首先移置村外人迹罕至处，实行隔离疗治，若死后，必以火葬，以绝其病毒传染之源。颇具理性和科学性。

　　随着西夏医学的发展，药材的采集、生产和交换日益活跃。麝脐、羚角、柴胡、苁蓉、红花、大黄、枸杞等药材，都是夏、宋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特别是大黄和枸杞，久负盛名，至今犹是当地名特产品。

　　近代以来，羌族地区羌医、中医、西医并存。在农村、山寨，羌医最为活跃。据有关调查资料看，羌医与中医关系密切，有许多共同点，但在采集、加工的方法和用药习惯等方面，羌医又逢其特点。羌医十分重视药采收的季节性。如立夏挖冬虫夏草，认为虫草初生疗效最佳；端午挖贝母，立秋挖羌活、大黄、狡活、黄芪、秦艽等。在用药方面，或是外敷，或是内服，或以水煎，或以酒渍。单味药使用尤多。经常使用的药物在百种以上。现附羌药专家陈保生整理的部分羌医单、验方于后，以窥全豹。

　　羌活（羌语称“寺格”）：将羌活根部晒干、捣烂，成粉末状，用纸卷成卷烟状，平常用抽烟的方法，治疗风寒感冒、咳嗽、头痛、咽喉痛、四肢酸等症。

　　大黄（羌语称“崇隔”）：将新挖出的大黄根，除去泥沙，洗净后用水煎煮４０—６０分钟，然后取出切成数片，热敷患处。治疗扭伤、无名肿毒、痈疽、疮疡。

　　贝母（羌语称“葛白”）：将挖出的贝母除去泥沙，晒干，磨成粉末，粉末用鸡蛋清调匀后蒸，治疗久咳痰喘、咳嗽咯血、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

　　小叶杜鹃（羌语称“窝兰巴”）：将小叶杜鹃的鲜叶、花、枝条新鲜捣烂外敷或干燥后备用，治疗各种化脓性痈疽、恶疮、疥疮，有解毒消炎止痛等作用，疗效较好。

　　麝香壳（羌语称“约说叶别”）：将麝香壳４—５克用酒浸泡内服，治跌打损伤，痈疽肿痛，或用白酒少许调匀外敷，治疗各种疔疮红肿、疮痈等。民间用香仁２—３克配藏红花１—２克，用黄酒浸泡内服，起催产下胎的作用。

　　石膏（羌语称“啊哦兰巴赴蛇”）：将生石膏粉末，每次服３克，猪肝一片，治疗夜盲症、胃火牙痛等。

　　除药物治疗外，羌医尚有一些特殊的物理疗法。如道光《茂州志》：“炙薪于背，腹上以羊皮缚之能去诸病。”此外，用艾灸患者穴位、烤背以及“挑羊毛疔”、“按摩法”、“放血追风”、“打痧刮痧”、“提筋”和“打火罐”等疗法，也普遍使用。

　　羌医中也多有兼通巫要放气功者，他们在施以药的疗治同时，也辅以心理和气功治疗。如以“气化水”治疗外伤出血；用“指划法”消除眼疾体表感染或良性包块；用吞服“化骨水”（又称骨水）消除食道异物梗阻；用“绊定法术”控制生物场，治疗精神疾患。关于这一内容，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