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政府不能包办到底

2011-03-13 08:26:00    作者:   来源:大众网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如何科学地进行社会管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两报一网”北京直播室(7)

“两会三人行”谈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政府不能包办到底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做客“两报一网”北京直播室

嘉宾: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

嘉宾: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

 

    新形势必须要面对新问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如何科学地进行社会管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让不少代表委员思考:究竟怎样做,才能够让群众的诉求得到合理表达?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创新,又该新在哪儿?

    12日,两报一网“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走进本报“北京直播室”,与齐鲁晚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一起,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观点碰撞。

    韩德云、刘嘉坤两位嘉宾在两报一网“北京直播室”,与本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一起探讨社会管理创新话题。

    社会管理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张金岭: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能不能根据自己的观察谈谈,当前社会在哪方面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让我们必须创新管理? 

    韩德云:这个任务是基于我们当前面临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像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一些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刘嘉坤:现在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还有不少人发牢骚,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们在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群众整体素质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还有好多政策提得非常好,但落实得不到位。 

    张金岭:贫富不均是不是产生社会问题、影响人们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是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韩德云:这不是影响社会管理的因素,而恰恰是需要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贫富差距加大,划分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交叉复杂,这恰好需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如果还是政府包办到底,以简单“一刀切”的方式解决问题,将很难适应利益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的情形。 

    张金岭: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绝大多数都可以溯源到利益关系。无论征地、国企改制、民企劳资纠纷,各种原因引发的问题都是如此。特别强调管理,老百姓可能会说,你不能理顺利益关系,再强调管理也没有用,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刘嘉坤:我举个例子。现在搞建设涉及征地问题,很多人会钻空子。有人一听说有规划,就会把一片地租下来,临时种上密密麻麻的小树,最后一亩地能获得十亩地的补贴。反而遵纪守法的老实人吃亏了,甚至被笑话为傻瓜,这是不正常的。

    韩德云: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如果在征地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出台政策时实际考量农民的利益,这就是社会管理。传统方式是按面积补偿,但是我们得划个线,规定从什么时候种的树木可以补偿,以后再有就不算了。不能让闹得凶的人最终得到好处,让老实人吃亏。

    不能等有了矛盾再解决

    张金岭:中央提出社会管理的八点意见,最终,社会管理的落脚点被置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什么把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落脚点放在了民生问题上?哪些民生问题对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压力? 

    韩德云:创新社会管理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高涨而产生的,核心要回到满足这些需求上去。如果能满足,社会矛盾就会减少,反之就会增加。把落脚点放到民生上,就是要回到满足需求上。 

    传统社会管理主要针对社会矛盾出现之后如何解决。管理创新,就是要改变过去滞后的社会管理方式,不是在矛盾出现之后解决问题,而是找到需求,把矛盾解决的着力点向前转,不让矛盾发生。

    刘嘉坤:我发现老百姓的需求不光是物质上的东西,还有些精神需求。不过很多惠民政策落实得不是很到位,这值得关注。比如我调研后就发现,不少农村书屋的书就摆着没人看。

    张金岭:有些群众对地方不信任,或者在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就会选择越级上访,你们怎们看? 

    刘嘉坤:有些事情的确必须由相当级别的政府才能解决。例如一个大型水库修完以后,渠道要穿过几个县的区域,有些问题要解决,单由水利部门是不行的。如果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是真的,就必须解决,但如果有个别人是讹人,应该受到严肃处理。

    韩德云:其实,严格按照法律术语来讲,通过信访解决问题是行政解决,甚至连行政解决程序都不是的特殊程序,说穿了就是找到有关领导批个条签个字,把问题解决。这导致很多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甚至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还是要上访,成了“涉法信访”。 

    经过不断规范管理,现在我国信访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上访不是无所限制,而是可以终结的,不能让公众认为通过上访可以达到所有要求,这反而会助长一些人的不良动机。现在我国信访的数量有所下降,说明社会矛盾的解决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相信今后信访会走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信法不信访”,该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就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不能的话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果法院做出了生效判决,就应该服从判决,那时上访就会终结。

    创新管理少不了群众参与

    张金岭: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韩德云: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简单等同于“加强社会管理”。以前面对危机应对型、矛盾解决型的问题,主要依靠政法系统努力,这些其实是比较刚性的。真正的社会管理创新,第一,要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参与进来后他们的诉求就得到了表达。

    其次,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前都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事,政府包办到底就行。但是很多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例子,如果没有社会组织恰当地扮演角色,政府做不了,就算做了效果也不一定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在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此外,要形成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让基层自治的功能发挥起来。例如在农村,很多事情首先要依赖村民自治,找到好的方案,再加上行政管理做一些裁断,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形成以社区、乡村为载体,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的模式。

    刘嘉坤:村民自治如果发挥好了会非常好,但必须要与法律结合起来。

    张金岭:有关专家说,创新社会管理,还要通过立法约束公权力,约束官员行为,要使公权力不至于侵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需要给它套上笼头。你们对此怎么看?

    韩德云:肯定有约束公权力的问题,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

    刘嘉坤:我举个例子。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现在相当一部分村里的公章被镇上管着。村民有意见,办些事情还要到乡镇上拿公章。

    韩德云:乡镇是一级政府,和村不是上下级关系。村民应该自治,但现在部分乡镇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是不应该的,损害了基层组织自治的能力,当然会造成很多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创新管理。  特派记者 王光照 马云云

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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