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泉大院里的山东巡抚

丁宝桢（1820———1886）

袁世凯（1859———1916）

周馥（1837———1921）

孙宝琦（1867———1931）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济南泉城路，珍珠泉大院，曾经的巡抚衙门。
　　时光回溯百年，这里曾是晚清山东的政治心脏，丁宝桢、袁世凯、周馥、孙宝琦……一代又一代巡抚，来了，去了，置身于那场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手握重权的他们，如何辨识时势，又怀何等胸襟，他们对于晚清七十年山东的影响，又有几何呢？

　　引子

　　坐在火山口上的地方官

　　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西方传教士随着侵略者的步伐进入山东腹地。民教冲突加剧，义和拳风起云涌。山东的地方官员，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1897年至1899年短短两年间，清廷连换四任山东巡抚，却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

　　这时的山东，亟须能臣入主维稳，攘外安内。

　　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率兵而来，接任山东巡抚。

　　其时，他在天津小站练兵四年，仿照德军，创制七千新军，手握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一年，袁世凯40岁。从演练新军到巡抚一方，袁世凯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计划付诸实践。

　　丁宝桢：强国，从建兵工厂开始

　　袁世凯到任山东之时，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0多年。这时，距离洋务重臣丁宝桢在济南北郊开设山东机器局，也已经24年了。

　　1865年到1876年间，主政山东十余年的丁宝桢是晚清最为著名的山东巡抚之一。

　　23岁中举人，33岁入进士，丁宝桢的出名，不仅在于敢做出斩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这样震惊朝野的事，作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他与同朝为官的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把办洋务作为中国自救之法。

　　“中国知用洋枪而不能自造洋枪，非受制于洋人，即受骗于洋行，非计之得也。”丁宝桢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这样阐述创办兵工厂的刻不容缓。

　　丁宝桢恰是在同李鸿章剿杀山东捻军的行动中，感受到洋枪洋炮摧坚破敌的威力，而心有戚戚焉。

　　与同期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金陵制造局不同，当占地300亩、时耗白银18.68万两的山东机器局在1877年正式投产，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中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建成的近代兵工厂，其厂房的建造、机器的购置安装以及枪炮的制造等，都是在消化西方技术后自己创造的。

　　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士大夫对时代激变的认识。作为继任者，袁世凯成为丁宝桢洋务实践的受惠者。山东机器局这座兵工厂，为袁世凯的新军源源不断地补给枪支弹药。

　　袁世凯：兴办大学堂，人才乃立国之本

　　丁宝桢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将复兴大清帝国的希望寄托在办洋务上。然而，甲午海战惨败，倾国之力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

　　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后来者袁世凯等人又将作何观、寻找何种出路？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堪称当朝的第一权臣，同时也是一脉师承。在《晚清三部曲》作者赵焰看来，他们之间的传承，就像是一个人活到一百五十岁，“在他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集中了晚清的变化。而他们所做的事，就像是一个人三辈子所做的事。”

　　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正在举行。110年之前，正是居于珍珠泉大院的袁世凯，为它奠定根基。

　　“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1901年9月，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地方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首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20多门课程。这座官办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后来，袁世凯经常与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

　　袁世凯在山东任上只有短短两年，他办新学、制定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稳定政局，呈现的只是一个“历史的侧面”。等到他复辟帝制时，改革的动力终于止步于私欲面前，让他来领导一个社会的转型，显然不可能。

　　周馥：亲眼看看，德国人如何治青岛

　　1902年12月，袁世凯的继任者周馥向德国殖民者提出了访问胶州租借地的要求。周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的清廷高官，这令胶州总督特鲁泊深感意外。

　　周馥延续了袁世凯在山东的新政。当然，他也知道这位前任在与德国人纠缠时的种种麻烦，但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一个迅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前往青岛的目的，就是想“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

　　而自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德国人力图要把青岛这个两万人的渔村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他们从德国请来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对青岛进行城市规划。

　　周馥究竟在这块“样板殖民地”上感受到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强大山东经济的方法上。1904年，周馥和已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连衔上奏，将济南、潍县、周村三处开商埠，从而开启了济南乃至整个山东自主探索近代化的序幕。

　　而这一年，德国人修建的青岛通往济南的胶济铁路通车。这个“钢铁怪物”，无论是被民众强烈反抗，还是让人“眼界大开”，总之，汽笛长鸣之处，铁路沿途诸多市镇“再无宁日”。

　　孙宝琦：改朝换代，不过换一招牌

　　1911年10月10日，当枪声从武昌传来时，肃静威严的珍珠泉大院喧嚣起来。

　　这时候，住在珍珠泉大院里的山东巡抚，早已换成了孙宝琦。

　　11月13日，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各界人士近万人召开“山东独立大会”。自言“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的孙宝琦，见大势既定，终宣告山东独立并出任都督。

　　山东独立后两天，孙宝琦的亲家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上了总理大臣。上台伊始，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

　　孙宝琦身为都督，但仍循旧例在珍珠泉巡抚院署召开司道会议。寄公函仍袭用“宣统三年”的年号。11月17日，他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宣称：山东独立“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

　　同样是他，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当过驻法公使、十年前“义释”孙中山；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向德国收回部分铁路路权。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左右摇摆，力保平安。

　　11月24日，在孙宝琦暗中运作下，山东独立宣告取消。

　　但此时的他，已被各方势力视为“骑墙派”，两头不讨好。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瘁，赫然白头，遂告病辞职。

　　参考资料：

　　张鸣著《辛亥革命：摇晃的中国》、《军阀与五四》；

　　赵焰著《晚清三部曲》；

　　马东玉著《真实的袁世凯》；

　　《辛亥革命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