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最后一次专访:读懂《红楼梦》是个大难事

　　东方网6月1日消息：据《新闻晨报》报道，2011年4月14日，周汝昌老人在家中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访问，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我们摘录了其中一些对话，或许读者可以从这些对话中一窥这位红学大师对《红楼梦》的热爱，和他最后的心路历程。

　　记者:这本书(新书《红楼新境》)是怎么写出来的？

　　周汝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思想、头绪，可以说文思泉涌，总是有新想法、有新的思考。我行动不便，听不清、看不见。因为不能“外看”，所以“内视”特别好，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假设、揣摩，我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出来。如果让这些随着烟云化为乌有，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决定还是写出来。

　　记者:这样写书是不是异常艰苦？

　　周汝昌:最麻烦的问题是，我没有助手，只能靠儿女帮我记录、整理。他们累得够呛，每天往返几个小时过来照顾我。到了我这里，还有很多电话、邮件、各种杂务等着，有时候可能连一个字都写不了。我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书里的语言表达水平、行文结构都不是如我所愿的。我希望国家能够对我多点关心，那么我就如虎添翼了。

　　记者:今天已经很难有人像您这样来研读《红楼梦》了吧？

　　周汝昌:毛泽东说(《红楼梦》)看一遍不行，最少要看三遍，后来又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依拙见，如果离开《红楼梦》研究的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想读懂《红楼梦》是五十遍还是五百遍都不确定了，你可能再看多少遍都无济于事。

　　记者: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早年是考证派代表，近几十年转向索隐。您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呢？

　　周汝昌:看样子我得在脑门上贴个标签，标明自己属于哪一派，让别人一看就明白，哈哈！记者:为何“考证”与“索隐”给人感觉似有水火不容之势？

　　周汝昌:此问根源先要抓住《红楼梦》的开头是作者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成此书的。那么其间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这才发生“索隐”与“考证”的问题: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真事”为目的，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不是对立的。“索隐”一法，从《史记》就开始了，《史记》也有隐事要索。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索隐派”，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而绝非反对“索隐”本身。我之所以被称为“考证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

　　记者:您曾有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但红学会一直对您颇有微词。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汝昌:你用“微词”这个词很高雅，谢谢你！何止微词啊，有些就是人身攻击。有人告诉我，有些学者、教授骂我，一种是冷嘲热讽地挖苦，一种是咬牙切齿地咒骂。这跟学术有关系吗？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术界、学刊里应该吗？可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留给他们思考吧。过去也有人骂我“抢码头”。我开始还不懂，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这是古代一种狠毒的骂人的话。说实话，我从未想过去“抢码头”。最近刘心武“火”了以后，也有人通过骂他来转弯骂我的。刘心武是受了我的牵连，我很过意不去。

　　记者:您认为，当前红学研究领域尚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汝昌: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楼梦》学术研究上有哪些贡献？有哪些突破创新？那都只是以前的学术成就。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红学不要忘了“学”字，它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