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家周汝昌自述：年近百岁寻找真理真师

　　我带有自传性的文字已然不少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说明我是一名村童，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家无藏书，从小爱个书本儿却没书可翻，心中由怅惘而感到一种苦闷，甚至可以说是痛苦。我这名村童不知何故，没有与学术打交道的任何条件，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点学识的人。因此，羡慕有学之人，偶尔碰到一篇与学术有关的文章，便如同得到一份美味佳肴一般，如饥似渴，爱不释手。

　　我生逢乱世，求学读书的历程可谓百般的坎坷困难。直到而立之年，这才真正地进入了一座有名的学府“燕园”。我的“治学”是从这儿才开始的。但是彼时燕园的名师已经都归“隐退”，要想治学，全凭个人摸索，没有真正的指导、引路可言。就是如此，居然也就“治”起“学”来，其结果是学外文而译成了陆机的名作《文赋》；同时，对《红楼梦》曹雪芹的研究已然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这更是盲人瞎马，没有任何指向，没有已定的理想目标……那时我的心情又增加了一份学术饥渴，就是想读名家论学的文章，可是所遇也不很多。

　　以上是说往事前尘。

　　今年我已是九十四岁之人，从七十年代两目损伤，读书之缘接近于零，而即使有了一点机会，“看”到的文章大多是以名词概念的堆砌为主要方式，加上一点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往往是一条简单的直线，枯瘠死硬，毫无学术的生机命脉可言。

　　最近，我“听读”了李泽厚与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这是一篇令人拭目之重要文章，看看他们二位的治学、论学，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而又恳切，他们用不多的篇幅，却告诉了我们如许丰富、透彻的治学、论学的典范示例，这真使我这个从小失学、慕学之人惊喜不已，引用我先师顾随先生爱说的话：“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这篇问答出现在不同报刊，我也反复“听读”了三次，真是受益无穷，尤其让我喜出望外的一点是，他们忽然触及了红学的问题，而且把我有些看法拿出来作为例子加以评议。他二位举出一连串的讨论课题，大致说来：如考证，如探佚，如爱情，如人情，如原著，如续书，如哲学、美学的评赏和体会，品格与评价……层层面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广泛范围。

　　我就没有想到，李先生会对考证有很大的兴趣，他十分懂得考证是怎么回事。不是像有些人只是把“考证”当做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并且当做一个可厌可畏的坏东西，我不禁又联想到季羡林先生说想推荐给读者若干种好书时，就列举了外国的三种考证书，说是兴趣无穷，获益甚深。看来李、刘两位虽不是什么考证家，却深深领会到考证这门学术的意义功能、美学价值，此其一。

　　其二，对于曹雪芹笔下的“情”字，到底是什么？李先生明确表示是指人的感情，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相爱“私情”(雪芹写湘云“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而更加重要者，李先生郑重指出：《红楼梦》中的感情是东方人的感情特色，西方读者就不容易体会得出来。这种东方感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悲感。这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出自李先生之口，显得那么自然、通俗、明白、顺势，给人以心胸畅然称快之感。

　　其三，李先生对红学考证而研究推论的探佚学，十分喜欢、欣赏，并给予评价，这就值得令人做一番深思了。

　　读李泽厚、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是一种令我心存感激的享受经历，同时还有一种语言表达的享受，就是“恳切”二字。语言的恳切情感是大学者、是仁人君子的美德。什么是“恳切”？“恳”就是真诚，“切”就是渗透。没有真实学问的假学者，往往没有与人为善的好心肠，他们的语言表达里就没有这种宝贵的“恳切”之美，“恳切”之情。

　　关于“恳切”，《红楼梦》七十八回里贾政评论宝玉的《姽婳将军词》时给了一点评语：“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恳切”二字在经典文学名著中出现，而且运用到文化问题上的例子，以此为第一佳例。

　　“恳切”二字，这个普通的词语好像与学术和创作都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而经过雪芹这么一用，我越品味越觉得它很重要。这儿我不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和启功先生讨论过《兰亭序》的问题，我们为此有几首小词唱和；启功先生的一首开头就说：“禊帖入昭陵，定武欧临隔壁听。”启先生的诙谐风趣随处可见，他是批评历来把“定武兰亭”强派给欧阳询的看法，并加以讥讽，说是“隔壁”听来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指出这些人没有任何研究，就凭着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作出了大量“鹦鹉学舌”的论文。这种“隔壁”听来的话与“恳切”正为相反，所以不真又不深。而李泽厚先生评论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三位大师时，那几句话如此简明，如此中肯，这才真够得上“恳切”二字。试问：不是真正深入作了学问的人，能够说出这样“恳切”的话来吗？

　　行文至此，我不禁胆子变得大起来，我想这样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的那种大论文是真正的治学结晶呢，还是为了打扮自己的化妆品，你就须看他整个的文字和内容是“恳切”的呢，还是油滑的，那就不会辨认错误了。

　　我自己的“研红”的历程，大致是由史学考证入手，然后集中花费大力气，在纷纭错乱的不同文本中校定出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曹雪芹的原文手笔文本，不如此则无法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的研究。这两个步骤基本上可以算做能够信赖。在此奠基工作之后，我才决定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的崭新命题，此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了。正像李泽厚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那样：《美的历程》问世后，受到的责备、批评非常严厉，但今天来看，那里边的新见解已然成为美学界的常识了。我能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是包含着多少的感慨和诚信。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的命题之后，再进一步，我才逐步把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即：我的愿望是把读《红楼梦》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美加以研究体会、解说；若无这一步骤，那么我几十年来的“研红”工作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了。

　　我的这个愿望初步地表现在《红楼艺术》的后记中，我说曹雪芹作书所追求的、保卫的真目标，应该是真、善、美——这样，虽然很浅薄、很幼稚，但已然表明我的路向是不太错误的。

　　如今，我幸运地读到李泽厚先生这一段“答问”，这才独坐于我的陋室里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诗曰：

　　考证功能探佚行，仁人不斥转嘉评。

　　高山流水琴何幸，霁月光风镜最明。

　　审美崇阶形而上，论红尊次十三经。

　　灯宵花市才收罢，又见禅师内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