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应该读逄春阶发在《齐鲁晚报》上的《悼湘榛师》——郝湘榛辞世的消息我虽然早已得悉，但却是采取了把头埋进沙子里自欺欺人的“驼鸟政策”，我实在害怕脑子里闪回出这位苦难老者的音容笑貌，回忆起那些近似哲人的精彩言谈。春阶的短文使我们见到了一个悲哀、高尚、执着淡泊、可亲可敬、真实鲜明的郝湘榛；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使我们见到了整整一代“郝湘榛”们的命运和心灵。
　　说“郝湘榛”等同于“苦难”应该说恰如其分。我认识他时，他才五十岁左右，但已经完全一副老态形象。他对谁都是不疏不近，对任何事情都是不冷不热。衣帽鞋袜从来都是旧的，偶尔有一件新的，反而于他极不协调。走路从来都是顺着路边，贴着墙根儿，低头不语，仿佛总受人监视，恐恐惶惶，躲躲闪闪。谈及命运的时候，他会双目直瞪，叨念连连：“我命苦，命苦……”
　　郝湘榛的确命苦，而且“苦”得叫人惋惜，“苦”得叫人愤然——他才华横溢，二十岁上下就发表了极具水准的小说，受到了文坛关注。不幸竟是直言快语，１９５７年被省文联召集去帮助整风，他铮铮赤胆，坦诚陈见，结果得了一个“右派”的头衔，一戴就是二十多年。从此批判、劳改，失去了人的自由，创作当然更无从说起；即使以后摘帽，也仅仅算一个“准”公民，遵命写出的作品，署名处不是“集体创作”，就是写上别人的名字，自己连个“执笔”也无资格，从“早晨八九点钟”直到垂垂迟暮。二十多年后，“右派”是改正了，可近半世的“苦”却怎么“改正”得了？
　　郝湘榛难以改变的还有作家的气质——“不语”原来只是一种表象，当谈及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见解，他会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简直成了另一个人。讨论文学，更是见地深广，一针见血。此时，你会想到吼叫的雄狮，喷发的火山，谁都会被他的真诚所感染。
　　“冷酷”的郝湘榛心里其实揣着一盆友情的火。１９９１年冬我初到《山东文学》，一次到潍坊出差，特意去临朐看他，他正一只手馒头一只手咸菜吃晚饭，我坐在他一旁嗑着桌上仅有的一小堆葵花籽儿陪他说话。告别时我告诉他明天早饭后即走，不再过来辞行。谁料，第二天我还没吃完早饭他竟赶到招待所送我。穿一件旧大衣，步行了二三里路，当时我即感动得心头发热；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手里还提着一包葵花籽儿——分明见我昨晚吃得贪馋。那一刻我真的掉下眼泪了！
　　在郝湘榛身上还有一个当时我不理解的“怪”现象，就是嘴上总是滔滔江河汹涌翻滚，落到纸上的作品却是涓涓细流微小声响，仿佛换了另一个人，全没了嘴上的勇气和音量。我们为此也私下议论，结论无非右派后遗症所致，白纸黑字，不忘谨慎小心，于是不免又为他叹惜几分。多少年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可笑：郝湘榛是经过了冷却提炼，把炽热的岩浆变成为宝石了，由“岩”到“宝”，是一个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质的飞跃。他已经把目光穿到了社会的深层，笔触探到了生命的本源。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文学界轰轰烈烈展现“伤痕”，作品几乎无一不在控诉“文革”造成的不幸的时候，郝湘榛却高人一筹地写出了《人之初》。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性本善”的故事：一个公社领导干部被斗得遍体鳞伤走投无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冒着风险收留了他……。这个多少年后才被认识到的“文革”泯灭了人性的问题，郝湘榛在１９８０年就已经用形象作了揭示，这是何等的“超前”，多强的认知能力！没有相当的生活体察，没有相当的政治嗅觉和人生探索，是根本做不到的。当我跟他谈起这点认识时，他却意味深长地说：十亿人口一呼百应，千疮百孔浑然不觉，怎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明白！。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面前的郝湘榛应该是大作家！
　　可是，郝湘榛没有“成为”大作家，原因是他不善张扬，既不会吹，又不会炒。唯此，才更加说明其“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