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上海！

　　亨利·诺曼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远东研究专家，作品《真正的
日本人》曾畅销一时，两年内四次再版。1890年，他来到中国，进行
为期四年的旅行和研究，1894年12月出版《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在
华期间，他曾造访总理大臣李鸿章，也是总税务司赫德的座上客。在
他的这本著作中，有大量篇幅用来歌颂赫德，以至他对上海连篇累牍
的溢美之辞，让人轻易地误解为是对赫德的谄媚或奉承。下面，就是
他对上海的讴歌，而上海的一切成就，无非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殖
民天才的展现”。
　　在惊奇迭出的远东旅行中，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或许就是上海
初次映入眼帘的时候。海安号在黄浦江逆流而上的时候，我正在船舱
里埋头写作，所以直到海安号抛锚的前五分钟，我才来到甲板上欣赏
黄浦江两岸的景致。当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就是一
座倚着一条宽阔而繁忙的大江的欧洲城市，景色壮丽之极。诚然，这
种壮丽只是一种表象，因此可以说上海所能展示的建筑之美以及她的
殷实全在黄浦江两岸了。但是，我正在叙说的是上海初次映入眼帘的
印象。从这个方面来说，上海远胜纽约，更勿论旧金山了，甚至可以
说此刻她的富丽堂皇可与利物浦相媲美。

　　衙门

　　一座衙门的中央大厅里放着一个低矮的、大约有十平方英尺的木
制架子，上面铺着红色的毛毡。在架子和毛毡之上，摆的是一张桌子，
一把威风凛凛、十分醒目的太师椅，这两件东西也都被漆成红色。桌
面上放着书写工具，旁边的墙上挂着鞭子、竹板以及其他的刑具。架
子的另一边挂着一面铜锣、一面钟鼓，当然还有通常敲击它们用的木
槌。
　　以上物件便组成了一个原始的中国法庭。
　　美国公理会教士何天爵于1869年来到中国，1871年辞去教职转任
美国驻华使馆译员及参赞等职，1895年回国后出版《真正的中国佬》
一书。在他看来，“理论上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法庭的办事效率高、
花钱少，而且比较令人信服”。
　　从整体上来看，清朝的法律充满了智慧，温和而讲人道。……中
国的官员被赋予了相当大的处事自由，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采取
各种手段以获取当事人或者证人的口供……为达到这一目的，有时会
使用一些无法描述形容的极端恐怖的酷刑……

　　可爱的女士

　　这张照片的前一位收藏者是一名奥地利人，他告诉我，它确切的
拍摄时间是1874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它的前一位收藏者告诉他
的，其他背景他就不清楚了，但他可以完全确定的是，这是一位char
ming　young　lady。
　　从图像构成的各个迹象来看，这应该是在香港或上海拍摄的，在
摄影者细心的导演下，这位“可爱的女士”侧身坐在西式座椅上，跷
着腿，藉以展示她一头夸张的发式，一身华丽的衣着和一双傲人的天
足。可能是长时间曝光使她的表情稍稍显得木然，但仍不失稳定和自
信。就这样，一秒、两秒……她耐心地使全身肌肉保持静止和放松，
同时屏息以待，让神秘的卤化银药膜悄悄地把她的青春、美丽和那个
由她们引领风骚的时代永远地凝固下来。
　　在上海，一次冠盖云集的“天足会”募款集会上，立德夫人听到
许多欧洲贵妇们正窃窃私语着与会中国妇女的体态和装扮。她听到一
位女士问：“这满屋子盛装的中国妇女打扮得是不是比英国女士强？”
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夫人（她是这个圈子里的服饰专家）忿忿不平地说：
“我看未必，我们穿的是便服，她们精心打扮过。穿上礼服，佩上珠
宝首饰，我们不会比她们差。”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一个集会上，人们关心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女
人的美丽，无论是中国妇女的“裹脚”，还是西方妇女的“束腰”，
都是为了得到足以取悦男人的美丽。不同的是，“哪个问题比较严重”
？

　　一轮明月

　　中国人是如此的认命而知足，“他们从来都未曾抱怨过世上的分
配不公，而且只要有一些休息的机会，便感到满足，心情便会变得十
分畅快，而在收到他们辛勤劳动换得的一点点可怜的报酬时，则更是
无比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明恩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曾先后在天津、山东
庞庄等传教。他认识一名受雇于外国人的独轮车夫，在这名车夫身上，
他发现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秉性。推着沉重的手推车，经常连续奔波
数月之久。为了赶路，他必须起早贪黑，推着载有沉重物品的独轮车，
穿行于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雨雪风
雹，都是赤脚跋涉刺骨的河水，每走完一段，都得给主人准备食宿。
经过所有的艰辛、劳累之后，仅能得到极为有限的一点报酬，但是他
从来也不抱怨，这样坚持服务了几年，最后，他的主人证明说，这么
多年，他从来也未曾看到过他的仆人发过一次脾气！
　　这种独轮车在全国各地都十分普遍，特别在华北地区，是农民、
小买卖人和搬运工最简便的运输工具。它也可以用来载客拉人，在节
庆的日子里，人们总是用它推着小脚老太太或姑娘媳妇赶集逛庙会。
　　在北京，人们管这种车叫“一轮明月”，它的货架一般安装在巨
大的车轮两侧，适合载客和搬运重物。还有一种“平板”的车轮较小，
如图中所示，那些卖菜的，卖干鲜果品、豆汁麻豆腐、盆糕切糕羊肉
的，都是推着这种平板独轮车走街串巷地吆喝着。

　　生活在水上的人们

　　E．A罗斯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本世纪初曾到中国居
留，1911年出版《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本书不同于严肃的社会学
论著，更像是一本散文式的游记或纪实小品。
　　罗斯笔下的船民生活，是那么淡薄名利而又与世无争，对于自身
的生活窘境，竟能甘之若素而又怡然自得。这不由让我们想起那首传
唱于江南民间的《道情》……
　　在南方，失去了土地的人们被迫移到河上居住，无数的人在舢舨
或船上安家，度过了他们的一生。遇到好天气，这些贫穷的人们像是
住在两端带有游廊的单人房中，他们与陆地上的人们一样，过着美满
幸福的生活。这里，人们不必担心会遭到地主的解雇，没有雇主来压
榨他们，也没有工头催促他们快点干活。在河上、岸坡上，人们过着
忙碌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潺潺的水声，船与船之间的震颤声，婴儿的
呀呀学语声，以及大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话声，使这儿的人们从不知道
什么是孤独。因为河水的便利，船上的家家户户都非常洁净，其整洁
的程度像荷兰人一样。只要他们愿意，不用支付租税，船户们就可以
换一换他们的邻居、住所，以及周围的环境。没有人比他们更自然，
更活跃，更自由自在，因为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但他们并不觉
得自己窘困，即使在贫穷困苦中，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自由。

　　拉洋车的

　　中国第一部人力车目前陈列在北京颐和园内，据说是慈禧太后的
御用座车，车身通体金黄，配有黄龙缎子坐垫，方型车厢宽敞而舒适。
由于当时的车轮子是用生铁铸成的，没有安上内外轮胎，所以被称作
“铁皮车”。图中所见，就是两部盛行于清朝晚期的铁皮车，北京人
叫做“洋车”，上海人则称之为“黄包车”。大约是民国以后，铁轮
子才纷纷改装轮胎，这样，跑起来就更轻便了。据说，袁世凯称帝的
时候，还特别在中南海成立了一支御用车队，队长名叫任永和，他的
儿子、孙子也都是拉洋车的。
　　1980年初，任永和的孙子任有德已经是个古稀老人了，他对来访
的文献编辑者说：
　　我家三代人都是拉洋车的，从北京有洋车时起，我祖父就拉车。
我祖父还没歇脚，我父亲又在祖父拉帮之下拉了车。我刚十六岁也拉
了车……
　　那时是每两个人一部车，出车的时候，一个人在前边架把，一个
人在后面推车，安全稳妥……
　　我壮年时期，因为个高腿长，身强力大，又有一二十年拉车的经
验，跑起来腰稳，步准，音响低，车把不忽上忽下乱颤悠，遇上紧急
煞车，说站住，不论跑得多么快，也能三步两步就停住，坐车的人感
觉安全舒服……
　　我在壮年时候，拼着命地拉车赚钱，好不容易自己买到一辆车，
娶妻生子，过上了能够糊口的小日子。有一年夏天，我拉了一趟路程
比较远的座儿以后，由于出汗过多，口渴得厉害，就在路旁的水井中
汲些冷水，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了个饱。哪想到水不干净，我喝了以
后就腹泻，后来转为伤寒。因为没钱，上不起大医院，险些送了命。
一场大病，把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折磨成骨瘦如柴的病汉子。
这一病不打紧，家里没人拉车，失掉了经济来源。万不得已，我只好
卖了车，接着又向人借钱，变卖衣物。到后来，当卖一空，无以为生，
我爱人便糊洋火盒、做针线活，连四五岁的孩子也趴在垃圾堆里捡煤
核儿，这样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一直捱了四五个月，我才算挣扎着
又拉上了车，凑合着一天挣点儿窝头钱，对付着过日子。

　　《记忆邮递》
　　林育德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