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经典教学”课

　　经验是一条我们曾经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可是世界在昨天早
晨变了，经验还会是通往明天的阶梯吗？当今中西方的教育，自小学
起就有很大差别。在这一章里，描述了中国“经典教学”和已经发生
巨变的西方教育对学生前程产生的不同效果。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起。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
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
的剪影……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
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
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
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
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画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
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
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
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
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下课。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
　　“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
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
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
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
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
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
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老师不该教得精彩、
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
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
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
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
又说又做。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
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
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
的路程要走。

　　笨孩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组织评审，以“八校两所”为核心，整
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分别组建了
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这“八校”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
西北师大、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两所”是：
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一支由全国300
多位教育专家组成的“国家队”。
　　4月29日，30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首次大集中。这是中国新世纪
挺进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个盛会。
　　当大会宣布与会专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
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寻常的分量。就是这个课程
标准，后来在教育界被称为“国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苏联，制定了《教学大纲》。如今制定课
程标准，便是要取代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这不是小改，
是大动作。似乎为了慎重，这次课改分两套方案——综合课程与分科
课程——同时进行。比如，既决定初中的科学课要综合物理、化学、
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设有物理、化学、生物
分科课程，我问：“分科课程怎么改呢？”
　　一位教授告诉我：“就像独立的语文、数学、外语，变革动作也
很大。我举数学的例子你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数学，可以根据学生
不同的兴趣和特点，在课程里分4个档。我问：“怎么分？”
　　他随手画了个示意图：
　　文科
　　学文史艺术类→70　　
　　学经济管理→80
　　理科
　　侧重技术应用→90　　
　　侧重基础研究→100
　　如图所示，在文科中可分为两档，在理科中也可分为两档，如果
把数学课程的最高难度设计为100斤，那么学文史艺术类的挑70斤的
数学就可以了……学理科侧重基础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数理逻辑智能弱，他学
数学顶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数学天才挑同样重的担子，那不把
他压垮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学生是怎样被压垮的：
　　他顶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数学成绩肯定好不了。
成绩不好家长和老师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时间就被驱赶到数学里去，
结果他的其他课程也被耽误了。最终他哪科成绩都不好，一个“笨孩
子”就被制造出来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这样的学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笨，父
母也觉得孩子笨，没办法。最终他可能一生都难有自信心，一生都活
得很艰难。
　　然而，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天才，或者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能手，在
基础教育阶段硬让他去挑数学天才挑的数学重量，就可能把一个艺术
天才或经济学家消灭了。相反，如果让一个科学家去做艺术天才轻而
易举便能做到的事情，那个科学家也可能立刻其笨无比。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她说北京某五
年级学生把自己作业中的一道数学难题拿去请教爷爷，爷爷是位“两
弹一星”科学家，结果科学家爷爷也做不出来。这个例子未必罕见，
我国数学课在实际教学中难度不断加深的状况已人所共知。

　　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
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个叫奥
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
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
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
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
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
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
社会化应用迈进了—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
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
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
才在哪儿呢？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
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一书描述，
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
“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
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
精英教育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
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
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
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本
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
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
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
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
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中国新教育风暴》
　　王宏甲　著
　　北京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