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 妈妈笑着指了指我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后我就上学去了。但老师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 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 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 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 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 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 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 “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 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 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 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 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 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拧得最疼的是那位叫胡光华 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 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 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 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 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 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 问的人给老师讲课,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 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 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 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 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 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 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 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 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等我长大后才明 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 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 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