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期待着这无限宝贵的青春生命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发生奇迹重获新生，这种祈祷与期待一直进行了９天。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１７年零２６５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与张晔一同被撞倒的那位同学却很幸运，虽然留下终生残疾，但毕竟保住了生命。
　　我是在距离张晔出车祸的数年之后才开始对她的家庭及亲友进行采访的。实际上，张晔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早晨出车祸之后，我便在同年３月２９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了张晔出车祸的简短消息。我之所以留意这则简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地将那则消息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早就开始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事件的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思考。
　　从开始关注到进行实质性的采访，为什么有那么长的时间距离呢？
　　我想除了自身公务缠身，其他的原因也许不言而喻。与记忆中一部文艺作品的篇名《不要惊醒死者》意思截然相反，我内心深处一直是诚惶诚恐地不忍惊扰生者的。我这里所说的生者，当然是指那些受难家属。我所说的不忍惊扰，则是指不忍心早早地惊扰——当受难家属伤痛未愈的时候，有谁忍心再去触痛他们心头的创伤呢？
　　几年过去之后的２００２年１月的某一天，我却不得不进行这项对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都将是极其艰难的采访。
　　当我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地按照１１４查号台得到的号码拨通北京电器元件厂的电话，期望查阅到张晔父母张立军和刘俊玲的联系方式的时候，不想事情进行得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因为接电话的恰好是张立军的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先生。余小云听我说明意图，其所流露出来的热情令我意外。他说您想了解张晔车祸事件的来龙去脉，那好啊，我们正在帮助她父亲张立军打官司呢！余小云立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同样是张立军好友的马秀魁。他们仨都是同事和好朋友，现在工厂不景气，他们仨都下岗了，自己都在外面找活路。余小云说马秀魁更了解张立军一家目前的情况，而且能说会道。我说我想和你们俩人一块聊聊，余小云爽快地满口答应。
　　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两位中年男子应约来到我的办公室。从外表上看，余小云清瘦，马秀魁魁梧。但俩人都古道热肠，说起张立军的事，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既痛心惋惜，又忿忿不平。
　　几年前张晔出车祸被送进医院救治的那段日子，余小云和马秀魁都极其仗义，他俩自始至终奔前忙后。时至今日，他俩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的事打抱不平并忙碌呢。
　　说起张晔的夭折，俩人都痛惜不已。
　　马秀魁说：“张晔那孩子学习可优秀啦，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她学校的同年级中都能进入前十名。那孩子一米七二的个儿，大眼睛双眼皮，要个儿有个儿要盘儿有盘儿，唉！太可惜了……”
　　不过要说张晔的学习成绩，余小云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儿子是张晔的同学。
　　余小云承认：“张晔学习成绩真的是好，比我儿子好多了。这么说吧，要是张晔考五百九十分，我儿子顶多能考五百八十分。她原本是要上清华附中的，就是差那么一分两分的没考上，最终上的十八中也非常不错。我儿子成绩不如张晔，可他现在已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张晔要是不出车祸，现在也该是名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啊！唉……”说着，他不住地叹息、摇头。
　　马秀魁接着说：“张晔这孩子真的是很灵气，很懂事，干什么都很有热情。那年放暑假，她去推销化妆品，干得蛮像回事。有一次她去我家，跟我女儿一起唱卡拉ＯＫ，嘿——我发现她唱得很不错！她的书也看了不少，一部美国小说《飘》她看得很入迷，看完了还津津乐道地向大伙讲那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
　　我问马秀魁：“你女儿也是张晔的同学吗？”
　　马秀魁答：“不是。我女儿比张晔大多了，现在在《电子时报》工作。”
　　听着他俩对张晔的描述，张晔的形象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张晔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形象挺拔出众，而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的人缘很好，学校得知张晔被撞的事后，组织学生捐款一万多元。同时，张晔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纷纷前往医院探视，为张晔叠了一千只纸鹤，为她祈求平安……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１７岁少女，做父母的在她身上寄托着多少希望和梦想啊！
　　张立军是知青出身，属于人们说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搞技术的，在市政公司工作，修过天安门和北京站广场，文革时也挨斗。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张立军那时兄弟姐妹一共６个，就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大。
　　
　　□　杨晓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