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不危险

　　“梁晓声不好采访，这人很拗。”作家矫健一遍一遍嘱咐我们：“你们态度一定要庄重，他很认真的。有一年，我跟他到红泥沟写作，我高兴了写一点，不高兴就玩。梁晓声则不。每天，他都是背着夕阳回来，面露菜色，步履踉跄，对我说：‘矫健啊，我又写了９０００字。’他的勤奋，我是自愧不如啊。”说话间，矫健一个电话打过去，梁晓声说：“是山东的记者，来吧。”３月２４日下午３点，我们见到了留着平头的梁晓声。
　　提到作家“触电”的话题，梁晓声眉头紧皱，夹在手上的香烟不紧不慢地往嘴里送。他说：“现在写剧本稿酬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大，制作水平越来越成熟，影视剧的制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年轮》是第一部我自己写的电视剧，那时一集稿酬２５００元。后来，我参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改编，一集稿酬含税大概１万元左右。现在，写电视剧，每集高的到了三万、四万元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本内容苍白，无病呻吟，以最简单的人物关系来编织故事的套路。要命的是，所有投资方都认可这一类作品，响当当的理由就是：大众认可。其实，严格分析起来，大众是没有选择的主动权的，看什么节目，都是强加给他们的，除非不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影视剧质量反而成了次要的，水准不断下滑。作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参与到影视的创作中来，并且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做。但也并不是说作家参与就会对所有影视剧水平的提高有贡献，或者说就必然带来新意。因为有的作家仅仅是为了稿酬，随波逐流。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作家还必须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利益的诱惑。”

　　大众真认可吗？

　　为什么叫“触电”？梁晓声说，是因为过去作家们认为参与影视剧创作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时影视剧本通过的程序非常复杂繁琐，通常拿到一个剧本，先是责任编辑，然后是编辑组长、编辑部、艺术委员会，依次看过后，提出意见，然后提交最终的审查作决定。这么长的一个流程，剧本随时还要修改，况且有些修改意见并不正确，于是作家就会失去耐心。以至于都谈之色变。”
　　另外，作家对“触电”的后果也忧心忡忡。梁晓声坦承，自己年轻时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对作家从事影视剧创作怀有成见：“当时我认为由一个编剧转变到一个作家是一种进步，由一个作家转变到一个编剧是一种退步，因为文学作品中我重视的部分在电影中或多或少的损失掉。因此我就认定，作家写影视，对文字会有阶段式的损害。”
　　但是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比如对电影的认识就变化非常的大。梁晓声说，从前大家说电影是艺术，而不是商品；后来变成电影首先是艺术，然后是商品；再后来电影定义为是带有商品性质的艺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电影是带有艺术属性的商品。这样，随着商业意识的增长，“触电”变得顺理成章，作家投入影视剧创作也就很正常了。
　　说电影是带有艺术属性的商品，那么这个艺术性内涵是什么呢？梁晓声认为，从眼前层面上来理解，娱乐性即是艺术性，娱乐即意义。他解释，娱乐是人性很重要的一种本能。“我认为，仅排在‘食、色’之后，可以说‘娱乐，性也。’对大多数人来说，娱乐是一种欲望；对作家来说，娱乐创造出生产动机。”
　　“只是，在这种认识下，许多关于电影创作的睿智性、庄重美感被解构了，一切都体现在娱乐层面上了。”因此，梁晓声说，自己虽然有时候会动笔，参与剧本创作，但不会实际陷入剧本创作中去。“有时间，我还是写小说。”　

　　想给工人写电视剧

　　做了教授，在大学里教书，还有没有想写电视剧的愿望呢？梁晓声毫不含糊地回答：“有，非常强烈。”
　　他说：“我想写一部关于工人世家的电视剧。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工人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很值得书写，作家有责任用文艺的方式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梁晓声祖籍山东荣成于泊家温泉寨村，出生于哈尔滨，对东北的生活比较熟悉。那里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工人的生活、命运都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梁晓声想以东北为原型去写，“我要写出真实的生活，写出历史的厚重感。”
　　书生言志，掷地有声。他非常自信地表示：“我个人以为写出来，不会比任何别的电视剧差。因为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受众的心情，他们盼望着一部与现在流行的不同的电视剧出现。”
　　虽然想写，也有能力写，但他也遇到了难处，那就是没人来投资。“没投资，写出来就是废纸，没动力。我渴望有眼光的投资者来参与。”
　　他说，现在也有很多拿着合同、定金来找他写的，但那些题目他都不怎么感兴趣。“我不会因稿酬高就去写自己不情愿写的。愿写的话，稿酬低也无所谓。另外，要我写的话，还必须找一个有经验、有水平的导演。”
　　采访快要结束时，请梁晓生对山东的读者说几句话，他想了想说：“调侃的话我不太会说。我一直觉得，山东是我意识里的根。我退休后非常想到老家荣成度过晚年。”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