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涛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名师生分成10个小组,分别在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和广东等地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农村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人感到吃惊: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正如城乡断裂一样,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乡村里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7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也许是公平的视野只是被城乡差距给吸引而忽视了,所以,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的农村内部分化,才会让人感到吃惊。然而,笔者作为一个刚刚走出农村不久的“乡下人”,对这一调查结果却并不感到意外。
笔者是几年前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每年春节回家,村里的变化,也像大家所看到的,有让人振奋之处。比如,笔者所在的那个人口有千余的乡村,在06年春节时,已经有近10多辆私家小轿车。这是让笔者吃惊的。然而与这小轿车形成鲜明对照,笔者按照村里的习俗挨家挨户去拜年时,除了少数的几户富人外,一些乡亲,还是住着那土胚的房子,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穷日子,多少年了,似乎一成不变。
那些开上小轿车的乡村成功人士,或者说是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了,因为他们的耕地已经转包给别人,自己只管到城市打工或者做生意去了。而那些过穷日子的人,就是那些守着土地老实巴交种庄稼的人。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指望地里进地里出想过上好日子,却是不太现实的。这些乡亲也用自己的贫穷现实再一次验证了一个真理:不论怎样,只要在土里刨食儿吃,就注定不能富裕!
或许有人说,这些人怎么不去城里打工。我也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乡亲。这些老实巴交的乡亲说,一是怕上当受骗,再就是一出门就得花钱,手里没个千把块钱是不敢出门的,自己也没一技之长,出门不知道干什么。还有最担心的,就是白干了活拿不到工钱,还不如在土里刨食儿保险。有门路的赚钱,大多没门路的只能在土里刨食儿吃,这可能是乡村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的一个因素吧。
除了这些,笔者还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最穷的乡亲,往往不是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学生,就是有需要看病吃药的病人。前几天在济南出现的被儿子和丈夫遗弃的王美容老人的遭遇虽然是个极端个例,但是在农村“因病致穷”现象却已经是一个事实。还有上学。前几天,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儿子今年上高中,由于少考了5分,需要交纳8000元的计划外招生费用,而且这还是找的熟人才让上,光托熟人,就送了2000块的购物卡。现在远房亲戚正在为这8000元犯愁,本来就不太富裕的生活,很可能因为儿子的学费问题被拖住了过好日子的“后腿”。相反,倒是那些早早让孩子辍学的家庭,却因为少了累赘,又让孩子能早早打工挣点钱,这一反一复,把家里供着学生的农户远远的拉在了后头。“因病致穷”以及死心塌地的供孩子上学,可能又是乡村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的另一个因素吧。
可是,无论是无奈的在土里刨食儿吃,还是因病因上学致穷,应该说都是因为公共政策没有兜底儿的原因。通过积极完善的政策,帮助老实巴交的乡亲能有一个放心的打工机会,而不只是局限在土里刨食儿吃;让医疗保障的国民待遇也能普及到农村,让孩子手教育的成本再低一些,或许都可能不会使人均年收入的差距扩大到12倍之巨。作为一个有着数亿农民的乡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贫富状况的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社会的面,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路径和速率。用制度兜底儿,通过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可以直接受惠的公共服务,加大对农业的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尽快缩小已经存在的12倍之巨的收入差距,消除由这个12倍而产生的“三个世界”,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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