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隋炀帝杨广晚年有个毛病,就是怕见人,除了裴蕴、虞世基、宇文皛等少数几个亲信,别说王公大臣,就连自己亲儿子都是能躲则躲,他的儿子杨暕跟着他从长安到洛阳,从洛阳又到江都(今扬州),直到被乱兵害死,都没能见上杨广几面,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密曾经是他的侍卫,就因为眼珠子多转了几转,就给逼得辞职转业。
他最见不得的自然是人多,尤其是老百姓多。公元613年,他带了百万大军远征高句丽,贵族杨玄感却发起叛乱,围攻洛阳,弄得他狼狈不堪。好不容易叛乱平定,杨玄感被杀,回到洛阳的他看到满街惊魂未定的市民,居然感慨地说“此中犹大有人在”,意思是嫌死在叛乱中的人太少,剩下这么多人,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其中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杨玄感?因此他的对策,一是任用酷吏,借着追查叛乱同党,在洛阳城大开杀戒;二是索性搬家,616年,他坐着龙舟沿运河一路南下,打算远离这群危险的人,和这个危险的地方。
然而他似乎躲得并不彻底:没过多久,隋朝版图内就遍布着造反的人群,而躲在千里之外扬州,在一大群亲信卫兵簇拥下深居简出、处处提防小心的他,只过了1年提心吊胆的日子,就在一场兵变中死于非命,而直接要了他性命的,竟并非他一直提防、惧怕的“嫌犯”——普通民众,而是他最信赖的近臣和卫兵们。
其实人真的那么危险、可怕、难以接近么?
杨广的表亲、唐朝第二个皇帝李世民就不这么认为,公元626年,他把几百个卫士找到显德殿上,亲自教他们射箭,还组织他们比赛,有大臣认为这很危险,别说可能有恐怖分子混进来玩“斩首”,就是有个疯子没事拿弓箭瞎比划几下,也是够悬的事,唐太宗不以为然:自家人有什么好怕的?
隋炀帝怕人,是因为他跟别人的利益不一致:老百姓想过太平日子,他却整天琢磨跟高句丽打仗;自己的亲信、卫士大多是关中人,希望他回到长安,好过几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涯,他却打算在遥远的江都安家落户,还打算再往南,搬到毗陵(今常州)去。他自己吃的是特供食品,住的是宫殿行宫,行的是龙舟水殿,战乱也好,饥荒也罢,外面人们最痛切、最关注的事,却仿佛无关他痛痒。利益不一致,想法就不一致;想法不一致,做法自然也就不一致,他怕人,是怕人算计自己,而实际上人家可不就真的在算计他么?
李世民不怕人,则恰是因为他知道,那些围在自己身边的人,都是跟自己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拿那些卫士来说,他们正盼着练好本事,跟在李世民身边东讨西杀,混个封妻荫子、世代显贵呢,哪里还会有二心?要知道他们不想干,想干的“替补”多得是——李世民曾经自夸,他招募新兵“募一得十,募十得百”,说穿了,还不就是呆在他身边打仗,功立得多,官升得快?
与人同利,则反侧自消,如果自己的利益和别人不一致,而且不反省、不改正,即使最亲信的人,都可能随时成为你的敌人、杀手。
当今某些官员,嘴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和群众打成一片”,日常办事却也颇有些深居简出,仿佛怕和普通人多接触的样子。其实,只要他们真的能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老百姓护着你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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