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报道中的风险沟通视域研究

2010-06-07 16:25:00来源：青年记者作者：陈潇潇

　　● 陈潇潇

　　现代人正置身于一个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媒介是公众了解风险的主要渠道, 而且媒介在“描述风险的矛盾性定义上，即在呈现或建构风险及其不确定性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①媒介的风险沟通作用和功能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风险沟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在国内的媒介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和借鉴，尚缺乏全面的观察。

　　风险沟通研究

　　1.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和范围

　　风险沟通，亦称“风险传播”。该研究领域主要发源于美国，并基本覆盖了理论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等领域。Leiss指出，“风险传播”概念初定于1984年，最初的研究即是探讨专家的风险评估与风险受害者所感知的风险二者之间的差异。②风险传播发展历程的第一阶段被Leiss命名为技术风险评估阶段，其代表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7大风险传播准则，要求传播者调整和简化风险信息。这是一种最初的线性的传播方式。风险传播的第二阶段是互动过程阶段：“我们认为风险传播是个人、团体、机构之间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③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联动关系阶段。风险传播的研究出发点转变为一种共享的、社会参与的、社区性的方法。该阶段的风险话语在处理风险问题时能够考虑到各个参与者的政策能动性，即后者更为强调对话和参与。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人们遭受到风险之时往往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机构性阻碍。公众经常遭遇到多头机构分工不明，不知向何处索取风险信息或信息过量难以甄别的困境。

　　2.风险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1986年，贝克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宣告：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永久存在的，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各个时期人们都能够意识到生命受到的死亡的威胁。但是，他进而认为，只是在近现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性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才得以形成。风险的结构和性质的根本性改变主要体现在：现代意义上的风险都是人为的结果，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变为人为风险占主导，并且这种风险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④

　　风险沟通研究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迅速而且兼收并蓄。然而风险沟通研究仍然是“非常零散的，涉及到心理计量研究到文化理论；后现代话语方法到行为主义研究；经济/实用最大化到经济公平；传播到赋权策略等多个方面。”同时，虽然风险传播研究具有跨领域合作研究的优势，但是“仍然缺少整合性的理论框架”。⑤现有的理论框架主要是风险的社会扩大模式，以及风险信息寻求加工模式。

　　国内媒介报道中风险沟通的研究视角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媒介学者对于风险传播过程中传媒的传播效力、媒介责任、媒介功能等研究已经逐渐加以重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既为媒介预警风险、诠释危机的新角色而欢呼，又为媒介在风险及危机频发的现实面前所体现出的缺陷、夸大、歪曲现象而忧虑。于是，多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的大众媒介需要提升其“反思性的实践自觉”，⑥从而促进有效的风险传播。另外，有学者主要从传媒风险传播的价值悖论、公共新闻走向、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风险和危机传播角度透视了国内风险传播的困境和趋向。如秦志希、夏冠英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风险议题的传播现象，认为传媒在风险传播实践中，由于自身和社会多种机制的束缚，在传播实践和反思中都体现出种种的价值悖论的存在。然而，他们也强调这种矛盾的现实和困境可以通过向“公共新闻”方向发展得以解决，以此提高媒介的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调适能力。⑦其中，郭小平、秦志希著文分析了风险社会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传媒在危机的跨文化传播中肩负的基本功能，他们认为，风险的全球化、风险议题的文化差异和媒介对风险的建构等原因，致使风险的跨文化研究这一课题重要而迫切。而且，大众媒介在风险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作用。因此对风险的跨文化研究应该从研究“误传”、“误读”转向研究如何协调和建构意义。再者，从媒介的功能和角色出发，有相关研究探讨了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责任和功能问题。⑧如余建清认为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传播角色，对于形成公众的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利于进一步的风险监控和风险控制，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⑨全权从“三鹿”奶粉、“怒江”事件、“多利羊”、基因食品等风险事件的传媒报道，分析了传媒的报道盲点和背后的风险传播原则、传播偏向及民主决策等问题。⑩再有，就是强调风险传播的负面效应和媒介恐慌问题的研究，主要以邵培仁等研究者为代表。学者纷纷强调媒介恐慌的社会危害，以及预防和控制的必要性。⑾

　　综上所述，国内媒介报道越发关注媒介的风险沟通功能。对于风险沟通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模式，如风险的社会扩大模式等则需要更多的关注，并应用到研究实践中。

　　注释：

　　①Beck, U. (2000). Foreword, in S.Allan, B. Adam and C. Carter (Eds.)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②⑤Leiss, W. (1996). Three phases in the evolu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5, 85-94

　　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2

　　④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⑥⑧郭小平 秦志希：《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

　　⑦秦志希 夏冠英：《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⑨余建清：《风险传播与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⑩全权：《初探中国媒体健康风险传播的两个原则——以奶粉事件的一个报道“盲点”为例》，《东南传播》，2008年第12期

　　⑾邵培仁：《恐怖源于媒体？——媒体恐慌论介绍及启示》，《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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