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友
3月27日,媒体报道说,重庆美女作家、富姐红艳已与诗人黄辉2月份在武汉签订了一份“包养协议”。至此,从去年一直炒到今年的作家黄辉,终于如愿以尝地等到了心中的包养他的富婆。
从国家供养到富婆包养,黄辉似乎摆脱了绞拌,重获了“自由”,至少在物质上。其实,无论是国家的供养,还是富婆的包养,黄辉始终都无法摆脱物质的桎梏和精神的束缚,一张包养协定又成了黄辉的另一道枷锁。
黄辉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被包养完全是生活所迫,同时认为“被包养是实现文学梦想的途径”。黄辉有什么文学梦想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是被包养出来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经得起物质和精神考验的作家,无论是身处囵圄或是屡遭受磨难。
当前中国,很多作家都属于体制内作家,享受国家供养。他们打着作家的名头,坐享其成。安逸的生活环境逐渐磨灭了他们的创造性,同时成为了某些集团的传声筒。一个作家受制于某种制度时,很难说他还能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的作家。所以,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创作自由的作家了,自由创作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50年来,中国大陆也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能与鲁迅胡适相提并论的作家。
卢梭说过:当一个人的趣味屈服于“暴君”,这趣味就腐败了,这时他只能写一些暂时赢得赞扬的东西,而不会写出传之久远的佳作。这里说的“暴君”不一定是指某一具体的皇上或大官儿,它指一切束缚、压抑作家之创造精神的异己力量,如“名”与“利”的诱惑等等。面对种种威胁或诱惑,精神上不能摆脱那或明或暗的奴性,心灵深处总有种挥之不去的“依附”之心,一日无“上级”、无“单位”、无来自权势者的“赏识”、表彰、奖励,便感到怅然若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作家当然与自由无缘的,与高尚无缘,与不朽无缘。真正能将作品流芳百世的作家,或许在当时的世界不是主流,而往往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人民才发觉他的作品,原来是如此的精彩,如此的可读,如此的不朽。
黄辉强调拥有好的物质的生活才能保证创作的动力和灵感,而笔者以为他的创作完全是为了被包养。如果昧着良心说话,或许会换来一时锦衣玉食,可以苟且偷生,但始终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屈原被放逐而著《离骚》,左丘明失明著《国语》,曹雪芹举家食粥而著《红楼梦》,依黄辉之言,他们岂不是都得变着法子去当驸马?因此,物质的穷困潦倒并不是道德放纵的理由,精神的依附才是堕落的借口。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曾说过:是否当职业作家,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否则还是先找一份其他工作。
黄辉的被包养,似乎完成了从国家供养到个人包养的过渡。但其性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与其说是得到了所谓的自由,勿宁说是从另一个枷锁跳进了另一个枷锁。其实,国家的供养又何曾不是包养?不同的只是一个假以国家之名,一个假以富婆之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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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