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房姐”在拿户口做文章_政经堂

    “房姐”“房妹”的多个户口问题想必刺到很多人的痛处。一户难求，在为了户口放弃理想等等行为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还有人有四个户口，并且用户口绑定着房产，用房产绑定着巨额的财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奋斗的意义何在？
    于你于我，生老病死，都要与一纸户口打交道。结婚要户口，没有购房，落在集体户口的人，面临着结婚登记难；生孩子也要户口，不在户口原籍工作人，可能意味着办准生证跑断腿；买房还要户口，异地户口买房往往受限更多。中国的户籍制度被赋予了过多的“含金量”，户籍制度区分了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对资源占有的差距，户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合理分配，户口有优劣之别，普通人必须越过重重障碍、潜心应对这样的户籍规则。
    但在这样亟需改进的户籍规则之内，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公。民警介绍，非京户籍的人，按照常理，只有在获得国企或事业单位的进京名额，或者配偶为北京户口等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北京户口。而“房姐”不仅轻易获得北京户口，而且更换了通过合法途径绝无可能变更的身份证号。
    在当地对“房姐”户口问题的回应中，警方称当时的经办民警已经去世，而实际上记者调查到经办人还健在，“房姐”通过户口补录、投靠亲属等理由冠冕堂皇登记在册，却并未注销原户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给“房姐”办户口的人，只是执法系统最基层的民警。而看似坚不可摧的户籍规则就这样轻易改变，“房姐”之流畅通无阻，无疑是给看似严苛的户籍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
    按照1958年实施至今的《户口登记条例》，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取得户口本，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要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办理户口迁移涉及到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住房证明、派出所证明等多项黑纸白字的证明文件。而在公安系统之内，早已实现信息联网的今天，办一个户口，需要履行的手续也不止一位基层民警或者一个派出所那么简单。对于普通人来说，合法地办成户口手续也需要不算简单的过程，即便一名普通的高校毕业生如果要将户口从高校迁回原户籍所在地，就涉及到学校、学校所在地派出所、迁入地派出所、迁入户籍性质，且集体户籍和家庭户所需要的程序还不同，其实真不算容易。而类如此次事件中疏通当地派出所民警直接进入库中修改生成新信息的“便捷”之举，无疑暴露了一方面正常渠道程序繁琐，而非常渠道没有防范让非法行为轻易钻空的尴尬。
    而在我国，对于捆绑着很多社会资源的户籍问题失范失察造成的矛盾，早该敲响警钟。事实上，类似涉及多重户籍的违法现象并不鲜见，除了“房妹”、“房姐”，用多重身份隐匿财产、重婚，甚至外逃的公职人员时有曝出。伪造户籍身份的背后，往往涉及到资源与权力的寻租交易，所以有必要追问的是，还有多少人在伪造身份？为何只要基层公职人员伪造，就逃避了重重审查？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户籍早已联网登记的今天，为何户口转移成了一个好用的漏洞？
    除了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改革的重要方面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最需要通过打破分配失衡以维护其权益的大部分人面临诸多障碍，另一方面，一些持有“特权”的人，从障碍里打出利己通道，例如低保审核，实际上折射出这样一种现实：持有“特权”的人，他们只需要掌握一定的资源，就可以换取站到很多普通人奋斗一生都难以达到的高度。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制度是一样的，而产生不公在于制度背后的漏洞为有少数“特权”的人掌握，并且阻碍制度的实质性变革。
    其实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解决问题和防止问题反复发生的机制的缺位。很多媒体都在说现在社会的戾气太重，其实只要“房姐”的成功不再能复制，民众的戾气自然也就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