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９月初，１７岁的王成伟结婚刚７个月，跟同村２１岁的王凤山、１９岁的王凤桐一道，被日本军队强行抓捕，连同另外３００余名中国青壮年劳力在青岛被押上船运往日本。到达新泻县港运码头时，天正下着大雪，积雪没膝深。他们衣不蔽体，顶着破麻袋，光脚板上缠几根稻草，即被强迫打扫积雪。很多人冻得嘴唇青紫，身体虚弱者倒地而亡。
　　在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的中国劳工，主要从事货物装卸，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劫掠的煤炭、大豆等卸下船，装上火车运至日本各地。一天要工作１０多个小时，２０多个人挤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全都打地铺睡，每顿饭每人一个橡子面掺稻糠的窝头，又苦又涩。因为长期不进油盐，一些劳工患病而死。１９４５年４月和７月，王凤桐和王凤山先后病亡。
　　干活时稍有懈怠，工头的棍棒便会重重落下，有的不堪折磨撒手人寰。一次王成伟在船上卸煤时，被吊车一下打进海里，右大腿根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但工头根本不送医院救治，巴掌大的伤疤至今清晰依然。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１０月，王成伟等被解救回国。
　　被掳至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服苦役的中国劳工有９０１人，日本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为１５９人，但王成伟他们当时在船上数了一下，回来的只有５００人左右。
　　王成伟老人说，被绑架日本服苦役的１３个月零１３天里，过的是地狱般的日子，至今还常常做恶梦。

　　日本政府输了

　　日本一些有正义感的律师团体和社团了解到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后，积极与受害人联系，协助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民间赔偿。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１日，中国受害劳工、长沙市民张文彬在新泻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和加害企业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负责辩护的中方律师康健来到王成伟家中了解情况。在康健律师的动员下，王成伟和新泰市谷里镇立庄村村民、大他９岁的范明增以及当时还健在的滕州市市民刘凤格，加上河南、辽宁籍共１１名二战中国劳工，一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王成伟前往日本出庭。他客观描述了当时被绑架日本受奴役的苦难经历，使这场历时数年的“马拉松诉讼”峰回路转。
　　今年３月２３日，王成伟再次前往日本新泻出庭。看到日本很多记者都来了，“支援会”的群众也来了，日本各地的律师团的人也来了。宣判的法庭很小，旁听席上只有４８个座位，但有１００多人要求旁听，大家只好抽签，一多半人没有进去，站在法庭门口等结果。
　　下午１点半左右，当王成伟陈词后，新泻地方法院审判长片野悟好在宣布判决时说，将劳工绑架到日本做苦役本身就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策划并实施的不法行为”。此外，这些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本新泻后，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工作，而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没有为这些劳工提供必要的安全条件，所以必须向每位中国劳工支付８００万日元（约合７·５５万美元）赔偿费。
　　法院宣布日本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责任，这在对日劳工诉讼的判决中尚属首次。新泻当天出版的报纸把这条新闻用很大字号登了出来。

　　子子孙孙把官司打到底

　　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决使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意外。日本外务省随即发表声明称这一判决很“严重”。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发言人则声明说，法院做出了“并不恰当的决定”，“我们将和律师对判决内容进行研究，决定是否提出上诉。”　
　　了解到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判决的态度后，为了促使其放弃上诉，王成伟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赶赴东京。在５天时间里，他先后到日本外务省、日中友好协会、参议院、众议院、朝日新闻社等宣讲。
　　王成伟认为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决基本还算公正。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王成伟老人态度坚决地说：新泻案活着的人虽然已经不多了，但是如果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上诉，我们也不含糊。我死了还有儿子、孙子，子子孙孙打（官司）下去，一定要讨个说法。
　　王成伟正在搜集新的证据。一同被掳去新泻的１０名莱芜老乡，其中４人死在日本，１人死在当时回国的船上，其他５人均已作古。他有责任和义务，让死者亡灵得到安宁，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官司打到底。他相信，案子一定会胜的，因为公道不容歪曲和践踏！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实习生　徐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