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核心技术，没有杀手锏是我们许多行业的心病，移动通信领域也不例外。回顾历史，从第一代模拟手机到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看起来非常红火的、规模达数千亿元的庞大市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份额也就20％左右，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就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在错过了第一代，穷追猛赶了第二代之后，当2000年5月，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由大唐集团提交的TD—SCDMA为国际3G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时，中国移动通信界兴奋地称之为“百年来中国电信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有人说今天是“标准为王”的时代，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了制高点。因此，对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来说，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凭借它，我国有可能在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上实现突破，真正步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频率资源不可再生
中国标准优势明显
能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和欧洲提出的WCDMA、美国 提出的CD－MA2000一起，成为世界3G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中国提出的TD－SCDMA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据TD—SCDMA国际技术论坛的负责人介绍，中国提出的标准的最大优势是频谱利用率高。
频率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移动通信发展到今天，频率资源已经相当紧张，发展3G，首先要解决用户的高速增长与频率资源不足的矛盾。TD—SCDMA是三大标准中频谱利用率最高的，只占用1个1.6M的带宽，其系统容量是WCD－MA和CDMA2000的数倍。1.6M的带宽还意味着可以充分利用零碎的频段，节省“清频”所需要的大量费用。
对于移动通信运营商来说，频谱利用率高意味着用户成本降低。因为在同样宽的频率范围内，TD—SCDMA标准能支持更多的用户，这样每个用户承担的费用更低。特别是对于欧洲各国，3G牌照拍卖出了天价，达到数十亿上百亿欧元。由于在同样的频率宽度内能容纳更多的用户，这个标准的竞争力可想而知。
其次，中国标准更适合互联网业务的特性。未来3G的主要业务将是移动互联网业务，互联网业务的特性是上行数据流量和下行数据流量不对称。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大家从网上看东西多，因此下行数据流量远大于上行数据流量。其他两个标准采用FDD方式，即靠频率区分上下行，而且其技术标准要求频率对称，从而会造成上行频段空闲，造成频率资源浪费。而TD—SCDMA标准采取了TDD方式，靠时间分割来解决上行和下行的传输，可以根据需要，动态调整上下行所占时间的比例，实现了上下行数据的非对称传输，非常经济。此外，设备造价低也是我们的优势。TD—SCDMA采用了智能天线，可以在低功率下实现大面积覆盖，因此其基站造价约为其它标准的70％。而且，TD—SCMDA手机芯片的时钟速率是FDD形式的1/3，因此手机的功耗也更小，造价更低。但是，技术上有优势的标准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中国标准曲高和寡？
鸡蛋之争孰是孰非？
某种意义上，标准虽然重要，但它仅仅是一个开始。标准只是一系列规范，是完全公开的，本身并不能带来利益。真正带来利益的是在标准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专利。因此，要想在与其它3G标准的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尽快使TD—SCDMA标准产业化。
然而，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却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与另外两大标准相比，中国标准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标准提出时间短。别人已经发展了6—8年，而我们才搞了两年多，当然没有别人成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TD—SCDMA目前势单力薄，可谓曲高和寡。比如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数十家，投入已经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一家就达到30亿—50亿美元。而TD—SCDMA实质上成了大唐集团的独角戏，除西门子与大唐结成战略同盟外，其它厂商多在观望。而研发投入总共才10亿元人民币。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多数企业对TD—SCDMA标准采取旁观态度？是我们的标准在技术上不行还是标准的拥有者大唐“吃独食”，限制别人进来？来自企业的信息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是频率规划。另两个标准的频率，欧盟和美国早就规划了，而直到现在，包括TD—SCDMA在内的所有3G标准的频率，政府都没有规划。没有频率再好的技术标准也是纸上谈兵，谁会把大把的资金往水里投？多数企业的想法是，与其在TD—SCDMA上冒险，不如在另外两个国外已经有了频率规划、今后注定要使用的标准上搏一下。因此包括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在WCDMA、CDMA2000上都投入了巨资研发，而对中国标准的投入却显得格外谨慎。
频率是政府资源，而且不可再生，非常宝贵。因此给谁不给谁颇费思量。政府迟迟不做频率规划也有它的道理。TD—SCDMA虽然成为世界三大标准之一，但是技术上到底成熟不成熟政府心里没有太大的底，因为毕竟目前还看不到成熟的交换机、基站和终端设备。各项实验也多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如果给了频率，今后技术上不过关怎么办？所以政府的态度是：你自己要尽快成熟起来，拿出可商用的设备才是关键。
这下苦了大唐。TD—SCDMA国际技术论坛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靠目前的几家企业怎么去和另外两个人多势众的标准抗衡？这时候政府不支持，靠区区一个大唐、一个西门子怎么能在短期内长大成人？”
这实际上又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传统怪圈，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在旁观者看，如果按照政府的观点，TD—SCDMA恐怕凶多吉少。大唐一年的销售收入才30亿元人民币。西门子虽然有实力，但人家不会在TD—SCDMA一棵树上吊死，对另外两个标准也没闲着，不可能倾其全力投入。因此，这样的实力对比，可谓龟与兔赛跑，除非人家睡上几年，否则难有胜算。
频率先行引爆投资
欧美经验值得借鉴
TD—SCDMA产业化今天的尴尬让我们想到其他移动通信标准，当初他们如何解决的“鸡、蛋”之争？GSM标准的产业化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移动通信模拟时代，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与美国抗衡，1982年，欧盟开始制订GSM标准。1986年，标准制订初步完成。尽管标准刚刚制订出来，根本还看不到任何设备的影子，但欧盟各国立即统一发布声明，支持GSM标准，并将900M频率预留给GSM。而GSM真正开始商用，已经到了1992年，频率规划整整比技术成熟提前了6年。
有人说，GSM的成功是欧盟策划出来的。正是欧盟在标准制订初期就给了频率，让各国企业心里有了底，于是争先恐后大规模投入GSM的研发，从而导致了GSM的巨大成功。如今，GSM标准不仅一举成为全球使用最广的二代标准，而且造就出了一批跨国企业。如诺基亚今天成为全球移动通信制造业的翘楚，某种意义上正是GSM造就的。
CDMA也很类似。1990年，当时规模很小的高通公司提出CDMA标准的时候，技术很不成熟，完全是实验室里的东西，连产业化的影子都看不到。但美国政府立刻宣布支持CDMA，并在1993年，也就是CDMA商用的前3年，做出了CDMA频率规划。
二代技术如此，第三代的WCDMA、CDMA2000欧美也都是提前差不多10年就预先规划了频率，才有了全球各大公司不惜血本投身进来的局面。因此，可以说提前规划频率，早已是欧美支持自己标准的惯用做法。他们利用频率这个杠杆，引爆了投资，推动了这些标准的产业化进程。
不仅如此，频率还是各国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为了不让GSM进入美国，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将GSM所在的900M频率拍卖给了国内一家运营商，用于PCS系统。由于没了频率，GSM标准就很难进入美国。而欧洲也采取了类似手段，卡死了CDMA的频率，因此CD－MA也同样进不了欧洲。
据有关机构估算，我国未来的3G市场规模可观，约有360亿美元的市场。面对如此难得的市场机会，如何扩大我们自己的份额，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TD—SCDMA是我们掌握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市场份额的良机。虽然目前在技术上特别是产业化上还不成熟，但是，越是不成熟，国家就越应该提早规划频率，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国内企业加入进来，加快这一中国标准产业化的进程。欧美运用频率资源这一杠杆，在第二代、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上的成熟运作，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