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门峡大坝已经造成的损失，单一的谴责是不理智的，同时即
使三门峡大坝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
　　三门峡大坝
　　，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坝”，如今正命悬一线。
　　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
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
以下简称郑州会议）。在郑州会议上，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
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
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郑州会议结束不到一周，10月17～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
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
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业
内人士认为，北京会议将比郑州会议更能影响决策。
　　紧接着，10月31日，国内资深水利专家，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
目采访时也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一个大坝的主要功能是防洪、防凌、蓄水、供水、发电，而其主
要功能的丧失便意味着大坝的死亡。
　　作为唯一一座成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很有可能像印着
自己影像的第二版人民币五角钱那样退出历史舞台。
　　一首诗和一个大坝的尴尬“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
…”贺敬之这首曾经激动过一代人的《三门峡———梳妆台》，豪言
壮语般的诗句，静动适度，起伏有序，对三门峡的讴歌之情表现得淋
漓尽致。然而这首以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建设为小背景、以“大跃进”
为大背景的诗歌，在历史与现实的轮转中却显得越来越尴尬。
　　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省全省连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涝成灾。
据统计，陕西省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
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
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然而有专家指出，今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
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显然是
典型的“小水酿大灾”
　　。10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发了名为《张
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的专题，把今年渭河流域发生严重
洪灾原因的矛头直指三门峡水电站。张光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
认为：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
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
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
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
　　在此之前，陕西媒体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也指出，渭河变成悬
河，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水库。
　　而据资料显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1960年9月建成蓄水，到1962
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关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悬河，严重
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
14公里，又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一场争论跨越世纪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
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其实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
“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虽然被全票通过，但同时也遭到
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的反对。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
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
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
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
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
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
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
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
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
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
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直至最近的郑州会议。
　　11月12日，三门峡水电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自从有水利专家把今年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于我
们后，渭河周围的领导们似乎也理直气壮起来，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门
峡工程而后快。”他认为，治理黄河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逐级造水
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水库本来就有沉积泥沙、减少下游水患的功
能，三门峡水库这些年对控制流量、减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
忽视的。“以前，三门峡以下流域是重灾区，拦坝后就基本没有大水
灾了，而这个流域面积比渭河流域的面积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轻孰
重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愤怒地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
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
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三门峡
水电站的那位工作人员则认为“不能把祸水都泼到三门峡的头上”。
他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电视上报道的渭河水灾的镜头
里，到处都是光山秃岭，连素称粮仓的关中平原也少见树木。渭河流
域的水土流失，不仅加重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的
河床，这样不发生水灾才怪！出了问题，不去查究源头深处的原因，
却责怪也是受害者的下游，这不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吗？
　　”
　　生存之争与利益之争三门峡大坝从立项到建成至今的数十年里，
围绕大坝的利弊，各方一直是争论不休。陕西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和生存而争，而三门峡水电站也是同样的处境。
　　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
科科长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要发电，就需要保
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如果降低水位，
又无法发电。他无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
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左右，收入约为两亿
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去了发电功能，
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会缺乏经费来源，管理运作也就无以为继。
　　一个败笔？两种警示！
　　三门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说是一个败
笔。但作为新中国治理黄河的第一个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积累经验
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坝、三峡等大工程都从
它那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同样不能因此就拒绝做深
刻的反思。例如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例如部门之间的协调
机制。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非
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
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
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
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
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
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同
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据媒体报道，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
调机制失灵问题，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还指责三门峡的蓄水位违背
了“四省会议”所协议的蓄水位。其实，部门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是
由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对部门利益的重视要远甚于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所
导致的。
　　对三门峡大坝已经造成的损失，单一的谴责不是理智的，同时即
使三门峡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
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所强调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
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
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
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的问题。”
　　（作者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
　　◆谭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