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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

2004-08-26 08:36:10 

  ◆王颖一个国家性文明的发展程度与这个国家文明的发
展程度和国家对人性的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在大城市中出
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有关性的问题和话题,这些问题和话题既有
与性文明发展进程相悖的,也有与之契合的。对此,李银河博士谈了
自己的看法。
  记者:中国城市的性有什么特点,研究城市的性状况意义何在?
  李银河:中国城市人的性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具体
表现在性生活频率低、性伴侣数量少。我们的性生活平均每年在50次
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在150次左右。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两个,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对性持漠视、
隐晦、压抑、否定的态度,宣扬禁欲、节制和欲大则伤身;另外现代
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以上两个主要因素直接影响
了中国城市人性生活的数量和质量,使中国人“性趣”和性冲动较西
方国家少。这点在大城市中尤其明显。
  我们之所以关注大城市的性状态,其意义在于大城市始终处于一
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位置,而农村则处于边缘文化地位,代表性不强。

  【资料】
  无性时代———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一
次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全国城乡60个地区3824位20岁到64岁
男女的性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调查显示:在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
平均每月不足一次性生活的人超过了25%;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
生活都没有的占6.2%。
  无性关系——日本《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指出,目前30岁左右
的日本年轻夫妻中,每四对即有一对是“一年只有数次或一年中完全
无性关系”。“无性关系”与日本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近十年来日
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老板在人事费用上精打细算。女性职员一旦提
出休产假,大都会同时接到解雇通知或被暗示“敬请走人”。因此,
有的人是为了事业不得不放弃或暂缓生育计划,但更多的人是因为工
作压力过大而失去了“性趣”。另一方面,也有自发选择“无性关系”
的新新人类。
  无性婚姻———1984年,杨德昌因拍摄电影《青梅竹马》结识蔡
琴,一年后喜结良缘。杨德昌在结婚时提出“无性婚姻”的想法,蔡
琴表示同意。婚后,杨德昌在蔡琴的鼎力支持下一跃成为“台湾新电
影”的实力人物。其间,杨德昌不时有绯闻传出。1995年,两人终于
摊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无性婚姻。
  记者:性的有无和多少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对普
通人有怎样的影响?
  李银河:我们所研究和谈论的性状态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影响不
大,其影响主要在于一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中国人的性生活频率低、
性伴侣数量少并不一定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的身体素质差或者思想解
放程度差,而只能说明中国文化对性的关注程度不够。同样的道理,
中国人对吃很看重,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国人的眼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而美国人就对饮食的关注程度较低,因此他们的饮食中快餐
占很大比例。当然这也不说明美国人就吃得不好。所以,有人针对现
在的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很多说法,什么“无性时代的危机”等等都只
是一种杞人忧天。
  记者:在“新新人类”中有一种说法:无性同居,并将自己定义
为“新同居人类”。你怎么理解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李银河: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数量在目前的中国还是比较少的,基
本局限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并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这种对性和生活方式的看法和理解对目前我国的婚姻和家庭没有
什么明显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在人们固
有的思想观念中,总是认为家庭和婚姻是性的惟一渠道,而性也有义
务成为家庭生活的必备要素,这是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的一个捆绑式
销售。而当一个先进的群体有意识地把性与婚姻剥离开的时候,必然
会对传统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虽然这种观念还只
局限于很小的人群比例,但对未来中国的性状态应该存在着某种影响。
  【资料】
  离婚率——目前,虽然全国的离婚率在四年中连续基本持平,自
1997年起连续四年均为1.9‰,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正逐
年上升,上海的离婚率已达到4.86‰。北京去年有5.3万人离婚。据
报道: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
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中国日报》日前报道称,上海离
婚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伴侣和他人发生性关系。
  木子美——2003年6月19日起,25岁的广州某媒体女编辑木子美
开始在网络上借助博客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公开自己的私人日记,日
记中将她进行性行为的细节和与她有性行为的诸多男子的名字无一例
外地加以公布,在网民中造成了轰动效应。随后,其行为遭到了来自
各个方面的不同评价。
  记者:新的《婚姻法》已经修改通过,其中有很多条文直接影响
到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和性,你怎么看中国法律与性的发展之间
的关系?
  李银河:中国的一些现行制度总体来说与性文明的现实还是有一
定差距的。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性问题、性状况还没有明确的法
律条文去解释。比如换偶这个问题,这是典型的西方性革命的产物,
在中国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案例,但在国家的法律中仍属违法行为。
婚姻法的修改应该说是进步的,其主要精神就是尽量把婚姻和性的问
题放到社会道德的范畴中去评价和规范。另外,大学生结婚、未婚同
居等等都有了相关的法律去解释。
  【资料】
  性博物馆———1995年,中国性学专家刘达临举债30万,在上海
青浦徐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几年来,博物馆几次面临
关闭,从繁华的南京路辗转搬迁到僻静的武定路,其后又不得不离开
上海,搬到千年古镇同里———刘达临自己的家中。
  潘绥铭——1985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
士生导师的潘绥铭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
被一些学生斥为“脸皮厚”;从1997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
与小姐们吃住在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了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
专著《存在与荒谬》。当一位记者去性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室查书时,
连和善健谈的女管理员都正色对记者说:“希望你不要做对潘老师不
利的事!”目前潘绥铭教授基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记者: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多方面推动中国城市性文明和性教育发
展的进程,但是现实中,连北京、上海这样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仍
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银河:这既有个人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我曾经
在湖南卫视做过一期节目叫“走进同性恋”,主播播出后,复播因为
行政指令而没有播出,可见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多禁区的。这
种压力和禁忌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把
正确的性观念逐渐地传播开去,逐渐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传统思维,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千年文化的传统。
  李银河
  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现代社会学入门》、
《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
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他们的世界—
——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
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
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福柯与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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