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1992年6月10日，两位身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却不肯留捐款人姓名。那天，在
工作人员张培明一再坚持下，他们才留下“一位老共产党员”7个字。
　　据张培明介绍，两个年轻人离开时，坚决拒绝他跟出门外。张培
明认为其中有蹊跷，于是请他的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记下了两人的
车牌号码。他还记得，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又来到这里，捐了2000元。
　　“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说，如果当时没有多个心眼儿，可
能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他们通过多方求证，最后得到
一个消息：那辆车，是小平同志的生活用车。
　　王汝鹏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
款数额和笔数剧增。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
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著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一天
到晚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信息，人手还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
助，请人来帮忙。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之前有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
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
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
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来到中国青基会，
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资助山东沂蒙山区50名失学儿童。
　　小平一家对于希望工程的支持，时任“青基会”宣传部副主任的
王旭东有着更多的感触。说起邓小平的孙女羊羊在他手下做志愿者的
事情，往事犹如历历在目。
　　事情起于1997年的一次演出，羊羊的母亲邓榕找到他，表达了让
羊羊做志愿者的希望。经请示，羊羊被分配在宣传部做了一个“小兵”
。他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的羊羊：高个儿，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
第一次来就走错了门。王旭东说，羊羊当时正准备上高中，很单纯，
也很直率，曾经因他爱耍贫嘴，在黑板上画漫画抨击他。
　　王旭东和王汝鹏都说：小平一家，包括羊羊，对这样的事情都很
低调，不喜欢到处宣扬。
　　王旭东记得，羊羊刚来不久，就带来了奶奶卓琳捐的1万元。第
二天，即8月23日，工作人员告诉王旭东，有个高个儿小女孩儿来捐
了8000元，落款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知道那个年轻的“老
共产党员”就是羊羊。这些钱后来成为启动“三辰影库”的第一笔基
金。
　　羊羊同情孤儿，曾经到大同的孤儿学校和孩子们呆了一个星期。
此后，羊羊还曾经帮他们的义演“推销”门票。
　　从羊羊嘴里，还“泄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卓琳同志当时总是
换着不同的名字捐款。小平的一大家人喜欢在一起聚会，羊羊笑着说，
奶奶卓琳总是指着不同的人问，你捐了没有？你捐了多少？俨然一个
希望工程老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