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赵  金
　　嘉宾：王一民
    赵：许多人大概都还记得，最近几年来，医务工作者收取红包、误诊伤人、见死不救、为获取高额回扣开大药方等现象在某些媒体频频曝光，有的媒体在一些批评文章中甚至把医务工作者称为“黑衣天使”和“白衣狼”，使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变得非常委琐甚至丑陋。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把医务工作者放到了生死考验的面前，他们以舍己为人、敬业负责的精神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赞誉。同时，也为其它社会成员观察和客观评价这个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某些媒体对医务人员评价的180度大转弯，则不能不使人产生另一种联想：是医务人员在一个早晨变好了，还是有些媒体原来的评价有失公允？
　　答案当然是明确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思想情操，在如此巨大的考验面前，我们的那么多医务工作者是不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是不会戏剧性地由可憎的甚至可恨的人一跃而成为“最可爱的人”的。可见，我们的媒体在一个时期以来对医务工作者的报道中产生了偏颇和失误。由此对我们的媒体做一下反省会发现，这种失误和偏差并不是只存在于这一个报道领域，还有很多群体和行业在享受着媒体对他们的“特别关注”。
　　王：昨天我以“新闻”、“2003年”、“女大学生”为关键词，在“google”搜索引擎上搜索，符合条件的新闻共有14000多条，除了少数正面报道外，如《不爱红装爱武装:首批在校女大学生应征入伍》等，其他绝大部分新闻中的女大学生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如：《成都两女大学生为钱财拍裸照勒索女校长被逮捕》、《女大学生简历中附半裸写真照》、《女大学生超市偷窃只为体验被抓滋味》、《女大学生被同居男友开枪打死》、《开卷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 女大学生不服状告母校》等等。这些不是哪家无聊的非法小报故弄玄虚的花招，而是曾经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中的抢眼报道。其他还有像前一段时间对“河南人”的报道，对“民工”的报道，对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都有失公允和客观。
　　赵：其实仔细看看这些新闻本身，事实准确清晰，报道中也不存在夸大的现象，但把这些相关主题的报道放在一起看，就成了不准确、不客观的报道。我觉得造成这种个别真实和整体失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媒体在选择报道面时不全面，犯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
　　尤其是在搞批评报道的时候。现在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体现舆论监督的批评性报道对于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人民群众中有着其他工作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但是，一些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由于不能掌握这类报道的平衡和适度原则，从而导致了新闻事件个别真实而整体偏差的情况，像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对医务人员的监督、批评报道，不是不该做，而是要掌握好“度”。一个时期以来，医患矛盾之所以越来越激烈，背后固然有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但与个别媒体的报道偏颇也不是没有关系。
　　王：我国当前批评性报道的做法的确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新闻监督的目的应该在于改进工作，正确引导舆论，为了处理好个别与整体，具体事件与工作大局的问题，批评性报道的平衡与适度还是要考虑的。天下事情，哪里都有好坏之分；天下众生，哪里都有良美之别。如果紧紧抓住一个地方不放，以对几个事件的大肆渲染而损及甚至丑化一个群体的形象，未必就有利于全局工作，也绝对不是批评性报道的初衷。像新闻媒体对河南人“妖魔化”的报道，长时间地聚焦一个地方，长时间地津津乐道于报道对象的不足之处，很容易造成总体形象的失真。有句俗话，美人也架不住放大镜呀！
   　赵：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伦森在谈到以前西方媒体时认为：媒体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犯事的人如果是个白人，报纸却不会提起他的种族情况。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尽管我国的媒体与西方媒体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但阿伦森的话可以为媒体在对类似于河南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报道时提供有益的启示。
    王： 媒体应该代表着社会的理性、正义和良知，但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起到这些作用，反而在社会上传播着带有偏见和不理性的信息。比如，有的媒体在一种浮躁的心态下单纯追求“热点”、“卖点”也会造成在新闻报道中只见点不见面、以偏概全的结果。像女大学生的话题之所以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当今媒体迎合大众的偷窥欲的媚俗心态，很多新闻报道都是以猎奇的甚至幸灾乐祸的眼光来对女大学生的行为评头论足的。 还有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大学生“泼熊”事件，当时在新浪网上的有关评论有一万多条，一些轻易不舍得发连续报道的国家级媒体也大做文章,很多人在那儿充当法官，恨不得将刘海洋生吞活剥。难道说这个世界上，熊权能够超过人权？那么多人活剥动物皮、活抽熊胆汁、虐待动物却没人关心，一出现个清华大学生，大家都激动得近乎于疯狂。真的是因为有爱心吗？不是，是因为大学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警觉，对于媒体更容易形成“卖点”，所以媒体愿意推波助澜。有位记者曾说，他在写新闻稿时，如果当事人是大学生就会有意地进行突出，这种“突出”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炒作。因为大学生这种恶性行为的发生只是一种个别现象，占全国大学生人数的比例很小，和其他群体犯罪概率相比并不高。但媒体这种过分关注、过分渲染往往让人产生以偏概全的印象。这种过分关注也是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剥夺了他们作为普通公民的“权利”。
　　赵： 对，现在好像有这么一种倾向，当新闻事件发生后，媒体最喜欢的就是采用“归类法”，对某一类人进行分析归类，用类概念替换其中的个体，一个大学生出事了，题目上就敢用“大学生如何如何”，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群大学生都这样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称之为的“社会刻板心理”，即机械、片面、刻板地对事物下判断、作推理，以个别或部分代替整体，以片断推延至全程，以局部涵盖全部。 特别对有争议的事件，一些媒体更惯于采用“唯我所用”的方式，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以自己的兴趣取舍新闻素材，一边倒地进行新闻报道。实际上，这种做法对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是相当不利的，尤其是涉及法律案件。比如说“泼熊 ”事件，在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定性之前，媒体是没有权力如此大肆渲染的。猎奇式的炒作不仅会蒙蔽群众的眼睛，最终也会让媒体失去公信力。
　  王： 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使媒体走入片面报道的误区，那就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媒体不能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引导解释，而只做表面文章，这样往往会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做出错误的新闻判断。还是举个例子说吧，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是媒体每年必炒的冷饭，从4、5月份开始，大小媒体就在以各种方式关注大学生就业，各种报道往往自觉不自觉透露出大学生找工作是多么难。真的有那么难吗？今年4月份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大学生就业难被夸大了》，文中分析到，媒体得出“就业难”的主要依据是官方的就业岗位统计数据，但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不能反映大学生的实际就业情况，许多到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就职的大学生因为没有转入户口档案，被只统计正规就业人数的政府部门漏掉了。此外，加上毕业生求职市场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整体需求、许多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有意渲染就业难等原因，使大学生就业呈现出“难”的迹象。所以说，这个“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现象而做的判断，作为媒体，应该有分析这个现象的能力，并把这些情况告诉毕业生，引导他们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在宣扬“难”。
　　赵：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媒体的宣传的确显得有些预警功能发挥过头引导功能发挥不足。更典型的还是对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炒作，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了很多女大学生求职的所谓“偏激”行为，比如“女扮男装”求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袒胸露背拍下写真集求职”，还有“不结婚恋爱、能喝酒出差”等求职哀语，以及女大学生整容求职、瘦身求职等等，不一而足，再加上各路专家纷纷现身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观念原因，真让人替女大学生着急。可事实呢？《人民日报》3月31日报道，据北京高校毕业生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连续3年北京高校男女大学生就业率基本持平。这真让我们的媒体大跌眼镜。
　　 王： 新闻媒体能否很好发挥作用及其作用大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受众对提供新闻和信息的信任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如果媒体总是提供一些片面的、不能反映事件全貌的信息，受众就会产生不信任感或厌恶感，这种情况下，宣传就很难起到预期的效果。
　　赵：是这样的。新闻媒体从事的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工作，虽然说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新闻不可能做到纯客观，但我们新闻工作者在做新闻时还是应该尽量把握好平衡，把握好度，避免瞎子摸象式的以偏概全，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亮的眼睛，给受众提供最全面最真实的信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