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刻，新闻界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这场大规模战争报道的得与失，非典报道战役就打响了。在央视四套节目中，在我们经过２０多天开始逐渐习惯了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报道时段，我们看到了关注非典的特别报道，伊拉克战争报道和非典报道的交替进行，让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灾难境地中焦虑。
　　在这次非典报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推迟媒介的报道或者隐瞒信息的传播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非典的传播不同于伊拉克战争，也有别于矿难，我们晚知道或者少知道伊拉克战争，顶多是影响了我们与世界的某种同步，而矿难虽然可怕，但是它毕竟常常是局限于某个地区。非典则不然，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人类与非典的战斗中，没有局外人。假设我们许多人更早就知道了非典传播的严重性，那么这些人后来的日程安排还会照常不变吗？
　　很久以来，战争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同样，突发的重大新闻事件似乎也离我们的新闻界越来越远了，我们很多新闻人已经有点习惯于更多的非事件性报道和越来越规范的新闻发布会，策划已经成为新闻界越来越时髦的词汇，所有的新闻事件好像都在我们新闻界的掌控之中。我们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古老的新闻定义，那就是还有没有足够的突发新闻？换句话说，我们的新闻是不是应该越来越琐碎化、日常化和娱乐化？现在伊拉克战争让我们通过电视靠近了战场，而“９·１１”和非典事件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影响力。
　　伊拉克战争报道和非典报道有一点类似，那就是当这种重量级的报道出现时，别的报道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结果是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可以贯穿央视的整个《新闻联播》节目时段。虽然我们很多新闻人在平时常常梦想自己报道的新闻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议程设置力，但是遗憾的是，它似乎是很难由人为安排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说这次非典报道并非政府的议程设置。事实上，我们过去最熟悉的典型报道很少真正产生巨大影响，这又证明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并非随心所欲。
　　对于传媒研究者来说，两个如此巨大的新闻事件如此紧密地接踵而来，令人难以相信。在这样重大的新闻事件中，肯定有许多复杂的研究课题等待传媒学者去破解。我个人认为，从“９·１１”到阿富汗战争，再从伊拉克战争到非典事件，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判断，这就是新闻事件和报道者之间存在某种互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新闻事件视为一种客体，而把新闻报道者当成一种主体，那么就可以推论出一种传媒模式，也就是当客体大于主体时，客体就会对主体产生某种冲击力，迫使主体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某些均衡的调整，以便适应报道客体的需要。
　　反过来说，当主体大于客体时，主体就不需要做出某些调整，这时主体行为的惯性色彩就非常明显，这在日常报道中显得尤为突出。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常常成为新闻变革的某种转折点。
　　比如，在这次非典报道中，就暴露出我们媒介的某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并不都是媒介本身的问题，它实际上也反映出社会舆论结构的某种缺失。央视名牌记者王志采访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那期《面对面》节目被许多人视为众多报道中的一个亮点，到目前为止，王岐山也是王志在这个节目中采访过的级别最高的官员。《面对面》是央视的一个新节目，虽然这个名字曾经在过去的《东方时空》栏目中出现过，当时这个同名的小栏目只是由白岩松这样的主持人来做几分钟的独白，现在这个节目似乎回归了它的本体，不是隔着屏幕对观众说话，而是与新闻人物面对面。
　　而在其中我关注的问题是，领导应该怎么上电视？多年前，一些市长被视为电视明星，因为他们几乎天天出现在当地的电视屏幕上。可以设想，一个城市的曝光率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全国范围的曝光率还要贴近受众，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城市曝光率的密度远胜于全国，所以许多广告商才如此看重城市报纸，而忽略全国发行的报纸。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很多领导开始认识到，频繁地上电视带来的并非全是正面影响，有时也会有负面效果。比如，有的领导总上电视，给群众的印象是脸熟，但是不大清楚他究竟做了什么。因此，现在经常有领导提出，把电视镜头让给老百姓。但是，随即有人质疑，让老百姓上电视干啥？上电视往往和新闻有关，单纯强调老百姓上电视显得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减少会议报道和减少对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建议，但是很多年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原因何在？
    我倒是愿意从反方向想一想，现在领导人上电视究竟多不多？领导人应不应该上电视？如果应该上电视，那么应该多上还是少上？或者说领导人应该怎么上电视？如果领导人上电视总是和会议联系在一起，那么就难免很单调。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领导人上电视常常是浮光掠影，不够深入。所谓深入，就是能像王志采访王岐山代市长的那期《面对面》节目，不仅展示领导人的能力和魅力，同时也反映了领导和群众的互动。
　　在非典事件期间，社会需要稳定，而领导人接受电视访谈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民心的方式，当然新闻发布会和领导人电视讲话也是很好的方式。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王岐山代市长只接受过一次王志的长篇访谈。而其他的领导人则很少接受电视记者的单独访谈。在我看来，在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王岐山代市长即便是经常出现在北京市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不过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王岐山代市长和其他领导人在非典期间要经常上电视，那么他们在什么电视栏目出现？总不能让王岐山代市长重复接受《面对面》记者王志的访谈。事实上，王志在节目中也对王岐山代市长这么快就接受《面对面》节目的专访感到意外。从现在的情况看，王志的《面对面》节目专访的对象大部分都不是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并不是专为领导人设置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专门为领导人设置这样的访谈节目呢？从西方的情况看，这样的节目长期固定出现，领导人常常利用这样的节目及时地出现在民众的面前，虽然这种露面经常被一些人视为带有某种公关色彩的行为，但是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特别是在社会处于某种危机时，领导人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我们目前的许多领导人报道中，经常听到的是播音员的画外音，而很少听到领导人自己的同期声，这就显得有疏远感。在看王志采访王岐山代市长时，我就在想，如果比王岐山代市长级别更高的领导人要接受电视台的专访，那么他们会出现在什么栏目里呢？初步的结论是，我们的电视台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虽然央视在它今年5月1日试播的新闻频道中也开设了会客厅栏目，但是毕竟还没有考虑让领导人经常接受记者或者主持人的访谈，央视的会客厅显然不能搬来搬去。
　　央视这几年在新闻报道中，也出现过几次对省长、市长和部长的访谈系列节目，但是它们大多出现在每年的两会之后，并且这种访谈多半是介绍型的，比较平面，观众在这种节目中看到的更多是全景式的当地概况，而缺少对领导人的聚焦。在这次非典报道中，央视的一些节目也通过连线形式访问了一些省市的领导人，但是这样的访问很难有王志采访王岐山那期《面对面》节目的影响力。
　　改变领导人上电视的仪式性色彩，肯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光靠电视台的准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这不仅是涉及到媒介的传播效果，它更有关我们社会的政治民主。
　　坦率地说，这次非典报道中有关医务人员的电视镜头是很感人的，这当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煽情能力，而是由于非典事件本身的巨大震撼力。可圈可点的当然还有网络，这不仅因为人们在特殊时期对报刊纸张本身的某种担心，更重要的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几种传播形态，它既有大众传播，也有小众传播，甚至还有个体传播。
　　在这次非典报道中，我们比较欠缺的是信息量。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说到信息时代，几乎都会联想到信息爆炸，好像我们已经从信息饥渴时代步入了信息过剩时代。但是，在非典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往往会造成信息饥渴，即便是在我们拥有强大传媒的今天。在这种时候，信息量大往往意味着具体化，宏观叙事在这时常常是事倍功半。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具体、具体、再具体。
　　非典报道和伊拉克战争报道不同的是，伊拉克战争报道几乎使我们拥有一个视觉中心，它就是央视四套的战争直播室。而在非典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信息传播的分化，也就是说，很难通过一个电视台的演播室来扮演信息汇总中心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多样化就显得十分重要。（北京）刘宏